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休谟和史密斯认识到他们要分析和解决的任务本质上是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不是狭义的经济问题，他们带来的各种价值都与古典主义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一致。
罗斯托《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姆到现在》
大卫·休姆和亚当·史密斯
为“伟大的社会”开处方
罗斯托尔
自古就有一些迹象，古典经济学的真正源泉来自18世纪的更伟大的事业。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致力于发现和部署应该统率社会中人的自然法，把神之城变成“世俗社会”。 卡尔·贝克这样描写了13世纪传统开放时的思想氛围
......神圣的慈爱之神，最终为了未知的目的，在6天内创造了世界和人类，这是毫无疑问的事实。 尽管创造本身是完美的，人类还是会背叛上帝，从恩典堕落到罪恶，导致永远下地狱的惩罚。 幸运的是，上帝的唯一儿子牺牲自己救赎，为人民寻求赎罪和救赎的道路。 他们虽然没有免除上帝的公正惩罚的希望，但凭着上帝的仁慈和谦卑，他们可以服从上帝的旨意宽恕自己的罪过。 这个世界的生命只不过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是考验人们是神的子民的短暂的观察期。 在上帝规定的时间，世界终结，地球被火焰吞噬。 直到那一天，好人和坏人将永远隔离。 顽固的人会落入为他们准备的永远惩罚之地，敬虔的人会跟上帝一起永远住在完美而幸福的神城里。
并且，中世纪的人把存在看作是无尽的戏剧，熟练的剧作家根据核心主题和理性计划创作出来……人的角色承认这个戏剧的存在，接受其角色的配置，扮演指定的角色，实际上他什么也改变不了……智力是很重要的。 因为那是上帝的恩赐。 但是，智力的作用……协调各种实用主义经验，使其与信念中世界确定的理性模型一致。
大学学习西方文明的学生都知道5世纪后发生的变化很复杂。 一般来说，包括希腊和罗马的复兴，更广义上的文艺复兴在内的封建主义是缓慢而不规则的衰落，城市和活力旺盛的城市社会的兴起，从哥白尼到牛顿的科学革命，以及其间接的、无处不在的影响基督教(基督新教) 出现新大陆航行和发现商业革命的民族国家的血腥胜利及其争夺权，并包括18世纪的启蒙运动——现代经济学理论和学说的诞生，令人惊讶的是产生于苏格兰，是欧洲西北部边缘的土地。
很明显，这个万花筒一样的传说历史，每个世代都从不同的角度探索，但是自己的说明不能说全部涵盖，或者可以复盖棺材的定论。 例如，彼得·盖伊这样定义了他对启蒙思想家的看法。 这是一小群精英，包括亚当·史密斯和大卫·休姆，后者确实是其中真正重要的人物之一。
18世纪有很多启蒙思想家，但启蒙运动只有一个。 从爱丁堡到那不勒斯，从巴黎到柏林，从波士顿到费城，他们组成了百家争鸣的合唱团，包括文化批评者、宗教无神论者和政治改革者。 其中有一些不和谐的声音，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的整体和谐，并不是偶尔的不和谐。 启蒙运动的成员在野心纲领下团结起来，它是世俗主义、人道主义、世界主义和自由主义纲领，特别强调各种形式的自由——免除独裁权力自由、言论自由、贸易自由、才能自由和审美反应自由，一句话就让道德人决定自己在世界上的生活方式自由。 1784年，启蒙运动接近尾声时，康德脱离了人类对自己施加的不成熟状态，也被称为motto sapere aude———“勇气探索”:有权实行自由批评，发现风险，接受自律的孤独。 正如其他启蒙思想家一样，康德认为启蒙是人类主张自己为成年人、宣布有责任的存在，其实康德只是清楚地表达了别人在争论中已经表明的观点。
启蒙运动的世俗主义采取直接谴责教会的形式。 盖伊论述了休谟与宗教的长期斗争。
他的思想很深……他的着作广泛，批评者也好，支持者也好，基督徒也好，非宗教者也罢，都毫不犹豫地排成了最过激的哲学家队伍……(启蒙思想家)赞扬休姆的着作，爱他，成为共同事业的领袖。
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事。 在他的思想谱系中，在他的意图和他自己的世界观中，休姆属于这个群体，无论他的倾向多么温柔，他的讨论多么独特，他的结论多么意外……的确，休姆强调了人类拒绝理性思考的能力，人类不断地或者必然地从迷信中解放出来也是自信的 但是，虽说他的着作冲击有限，也不是因为努力不够。 休谟加大了力量，深入了他对宗教的批评，希望至少有人倾听，满足自己心中不可抑制的需要。
在这些旗手中，路易斯·罗伯特( louiselobe )这一先进的技术研究，也就是说他们是专业的哲学家。
本书的主要关注点接近约翰·波克斯的工作刺激。 波科的“马基雅维里时刻”( The Machiavellian Moment )引起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新的关注，引起了休姆、亚当·史密斯及其时代学者的再解释。
波科的论点充满了所爱的细节和精致，但其核心思想却非常简单。 来自希腊-罗马世界的马基雅维里式的主张，本质上是不确定的，而且在尔虞我诈骗的世界里，政治体系的命运(命运女神，Fortuna )依赖于市民的道德性。 在此上下文中，道德要求一群公民―勇士，他们的地位平等，拥有土地财产，过着简朴的生活，完全献身于国家利益，基本上通过这种绝对的奉献获得了很大满足，他们超越了基督教道德，可以面对与命运女神一样在历史中发生的一系列危难 在这种斯巴达式的观念下，财富、财富、奢侈、懒惰是腐败堕落的首要敌人。 “恐怕……历史可以再次表现为循环:共和国因其德性而成为帝国，但随之被奢侈所侵蚀和破坏”
在18世纪的苏格兰，这种学说不太令人满意。 1660年以后，英国的政治和经济事务去了康庄大道，1707年加入了和苏格兰的联合，爱丁堡和伦敦的状况开始变化
随着联邦制度的维护以失败告终，联合王国成为现实，开始认识到苏格兰为英国奇迹经济增长所付出的代价是市民德性的牺牲，因此无论是意识形态还是实践性的必要性，都需要寻找替代性的德性形式。 爱迪生式辉煌党的政治文化，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社会文化的普遍流行和人们的迅速接受，满足了这一需求的爱丁堡，旁观者俱乐部和社交团体激增，这些团体在苏格兰的生活中讨论经济和文化。 在这个时代，仪容仪表在道德上并不重要。 道德发展时，实践礼貌对话的德性和启蒙品位。 德性轨迹从市民的德性到公民的德性，从政治的德性和军事的德性到经济、文化和道德要素混合的德性，也就是我们被简称为“社会的”德性。
从某个角度来看，这是休姆和亚当·史密斯所处的背景环境，他们的工作是精致地应对市民德行这个旧概念。 值得称赞的是，波克斯虽然将佛罗伦萨市民的德性转变为“公民和社会人道主义这一无限的富裕和多维概念”的描写有风格，但是非常理解。 例如，他谦虚地指出了大陆学者精心构筑的民事法理学( civil jurisprudence )“作为组织道德、社会、政治哲学伟大传统的第一模式”和不同的转换来源。 并且，沿着这条路，牛顿科学在刺激寻找支配社会的人的自然法中的作用是肯定的。 因此，他明智地为未来的研究和反省留下了许多开放的空间。
但他在课文末尾留下一个问题，书也很关注。 “道德感情”与“国民财产”的复杂整合是如何进化为古典经济科学的，它是如何成为冷血、机械、沮丧的学科，一个建立在制约和简化的人性理论之上，这种人性是一门从传统束缚中解放出来的对象学科， 一个是受到谴责的学科”如下所述，转折点出现在1870年左右，那时，由于极限分析和微积分带来的光辉，对于许多专家来说，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经济学。 但是，在休谟和亚当史密斯的时代，这是伟大人类和社会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贝克尔的话来说，这个事业就是把神的城堡变成“世俗社会”。 这项事业的核心是基本的道德价值、目标以及政治经济学的最初125年，至今仍然在某种程度上困扰着它的困境。 就启蒙运动的道德价值在多大程度上是伪装的基督教教义这一点，卡尔贝克的见解是最直接、最清楚的。
......启蒙思想家每次泄露那个世纪的思想源泉，都发现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他们一边谴责基督教哲学，一边相当频繁地追随他们的行动，他们只是从被蔑视的“迷信”中解放了一部分。 他们摆脱了对神的敬畏，但仍保持着对神的敬意。 他们嘲笑神在6天内创造了宇宙和人类的观念，相信世界是最高的存在是根据理性计划制造的机器，是人类的住所……他们拒绝教会和圣经的权威，天真地相信自然和理性的权威……他们否定奇迹，相信人类的完美……包含在启蒙思想家的着作中
转眼之间，彼得盖对启蒙运动的解释就像其着作的副标题《异教的兴起》( The Rise of Modern Paganism )一样，在系谱的另一侧。 但是，他的研究贯穿了，连想要寻找能够回答贝克特问题的可靠答案的努力都缠绕在一起。 他的结论是
......启蒙思想家被描绘成带有现代服装的中世纪修道士，“只是”世俗化宗教的观念嘲讽，基督教传统中忘恩负义的子女，反对将自己化装成进步者，以世俗救济之名获得拯救的虔诚愿望，他们否认灵魂是不朽的， 他们嘲笑宗教的盲目崇拜，只是荣誉不灭，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圣人培根、牛顿和洛克赶出教门，像卢梭一样的异教徒赶出教门，去菲尼朝圣。
这个类比确实迷惑了人心，所以坦率地说，请注意启蒙思想家们不想说话的思想源泉。 毕竟，讽刺启蒙运动是源自传统基督教价值的世俗化版本，新哲学是世俗化的信仰，乐观是世俗化的愿望，人道主义是世俗化的爱。
......但对于同一集团的事实，从不同阵营的立场来看，有两种不同的情况。 基督徒是基于某种正义可以模仿的行为，启蒙思想家以更大的正义来看，是否定的行为或者充其量是奴隶制……观念的很多源泉可能为观念的发展提供了线索，但它决定不了它的发展。 在启蒙思想家接受的教育中，基督教教义有着实质性的贡献，但启蒙运动的定义并没有构成其中的一部分。
说起不那么优雅，这个年代的很多知识分子名人为了防止损失左右着相遇。 在牛顿的“原理”( Principia )之门上写赞歌的爱德蒙·哈雷也是传统的，考虑到牛顿把他的工作献给宗教，那似乎是很普通的事情。
让我们也考虑一下自然法则和上帝
这样构建环宇，不放弃
成为作品永恒的基础。
然而，在下个世纪，亚历山大波普成功地融合了两个方向
辽阔的沧海之夜，一切都隐藏着它的形状
天公下牛顿，处处明亮。
尽管接受了启蒙思想家的暧昧性，盖伊还是明显地分离了自己认为启蒙运动非常出色的部分，发现它是在休姆的地方结晶的。 因此，他把自己着作的最后一部分题为“大卫·休姆:彻底的现代异教徒”。 在这一部分，盖伊有以下总结性措辞:。 这个总结可能是盖伊自己信念的所在
因为大卫·休姆既勇敢又现代，他也知道自己哲学的深意，不怕。 他非常勇敢，不必虔诚，他受其思想引导，以他的生活为异教徒的榜样(相反，塞缪尔·约翰逊在面对死亡时退缩了)。 很多人想要那个但是没能实现。 他自愿不确定性、超自然的依据、不完全的解释、永久的不稳定的承诺，以及几乎有效的指导，他对生活没有不满，是一个幸福的斯托尔主义者。 休谟比其他启蒙运动家更坚决，他站在现代化的起点，展示了其风险和机会。 休谟不是场景舞台，而是以成熟古典主义者的一切说服力来解释，神是沉默的，人类现在是自己的主人:他生活在一个迷人的世界里，批评一切，必须走出自己的道路。
在探索这个问题时，还咨询了尼古拉斯·菲利普森教授。 在1987年10月14日的信中，提出了和盖伊不同的要点。 “休姆和史密斯的道德哲学是从哪里来的。 就休谟而言，我的一些答案来自西塞罗( Cicero )，休姆是一篇自传散文，他年轻的时候曾把维吉尔和塞罗念成“个人疯狂”，但当时他应该读的是法律。 菲利普森从西塞罗发现了休姆认为人类是社会动物的观点来源:追求更多集中于正义和社会身份的日常生活的幸福，用不会转世的公民用语来定义德性。
对我来说，试图确定罗马世界、基督教和休谟和史密斯提出的道德原理(以史密斯而言，这些原理旨在为“伟大的社会”而处方)之间的关系是不必要的。 这里重要的是，休谟和史密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他们要分析和解决的任务本质上是道德、社会和政治问题，不管他们的思想根源是什么，他们带来的各种价值都与许多古典主义传统和基督教传统一致
具体而言，他们关注的问题主要有四个。 第一个是善恶的问题。 显然，休谟和史密斯认为人有“罪”的能力，它使经济生活中的贪婪和贪婪。 他们发现在人们所需要的社会认同和对他人的血族爱情中，存在着和谐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同情共鸣”，但在文明开化的社会中，他们并不完全依靠同情共鸣来抑制贪婪。 在一些狭小的范围内，例如，不仅保证产权的神圣性，他们依赖国家政府不抑制贪婪。 他们把开放的竞争视为最有效的调解力。
其次，不劳而获的富裕与贫困的共存使他们陷入了深刻的道德思考——这也是深植于基督教传统的古老议题。 诚如洪特( Hont )和伊格纳切夫( Ignatieff )说:“休谟和史密斯的核心信念是正义的”。 “国富论”始于一个悖论。 无论从历史标准还是当时的标准来看，18世纪中叶的英国社会确实很富裕，但这个社会引人注目的特点是道德不安的收入分配模式和低收入劳动者获得了比平等主义原始社会更高的生活水平。 随着国家财富的不断扩大，他们看到了解决贫困的一个办法:限制子孙家庭规模，使劳动成为生产中最稀少的因素，而不是土地。
第三，他们关注经济对祖国社会和政治生活的影响。 这与宗教价值有关，但我们关注1688年后的英国社会和1707年后的苏格兰。 他们把富裕视为公民自由之友，把富裕视为一般意义上文明开化的代言人。
最后，休谟和史密斯反对国内外野蛮的重商主义。 对于休谟来说，“为法国的商业繁荣祈祷”也不是小事，史密斯认为反对殖民政策并不是小事。 其背后是国家的贪婪和人的贪婪可以通过开放和自由竞争的商业协调。
(摘自罗斯托尔《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姆到现在》，编辑加入)
经济增长理论史:从大卫·休姆
罗斯特拉
陈春良朱玉骞王长刚郑恒等人翻译
罗卫东范良聪学校
个人资料
本书首先介绍了1870年前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作者比较了休姆和亚当史密斯、马尔萨斯和里卡多、约翰·米尔和马克思。 随后介绍了1870年至1939年的经济理论家，分析了包括熊彼得、柯林克拉克、库兹涅茨和哈罗德在内的战后经济增长三个模式。 作者以权威论点阐述了经济增长领域未解决的一些问题，阐述了未来几十年可能发生的五个经济领域的任务。 本书提出的问题和任务至今仍构成了现代经济学家的挑战，积极向上。
作者
罗斯托、美国经济史学家、经济学先驱之一，1916年出生于纽约。 1938年获牛津巴利奥尔学院文学硕士学位，1939年获耶鲁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从1940年开始，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牛津大学、剑桥大学、麻省理工大学、奥斯汀德克萨斯大学担任教授，教授经济史、经济学和历史。 担任欧洲共同体执行秘书助理、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国务院政策计划委员会顾问和主席、总统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等。 主要着作有《19世纪英国经济论文集》、《经济增长过程》、《经济增长阶段》、《政治与增长阶段》、《这些都是如何开始的:近代经济的起源》、《世界经济:历史与展望》、《1868~1896年英国贸易的变动》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