休谟:《自传》载有《休谟传》附录。
休谟在1776年4月18日写了《自传》，仅仅4个月之后( 1776年8月25日)，他与世长发表了辞呈。 休谟在写自传时，知道自己患了绝症，不久就在这个世界上。 《自传》是他为死亡做的准备
1775年春天，我得了胃肠病。 这个症状最初并没有让我吃惊，但我觉得那之后是致命的无法治疗的疾病。 现在我预料死得很快。 更奇怪的是，我的身体虽然虚弱，但是我的精神一点也不低落。 所以，如果你希望我指出我人生的哪个时期，我希望再一次，我一定会选择这个晚年的时间。 我的研究一如既往活跃，我的谈笑一如既往愉快。 而且，我觉得一个人到了65岁，即使死了，也只能消除多年的疾病。 而且，我看到了很多征兆，显示了我的文名终于出现了，但是我也知道要享受它只有几年。 我到这个时候为止最不担心生命。 (莫斯纳:《大卫·休姆传》，周保币译，浙江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658页)
这部《自传》记录了休谟走向死亡时的思想、感情和生活状态。 休谟作为哲人迎来了死亡，对于生命之路通过的未知终点，他一点也不害怕。 他还是一贯的热烈、幸福、燃烧最后的生命，显示出积极、高扬的德性。 他并没有为老年人的衰弱而悲叹，“这个晚年”是他一生要重做一次的时间。 日复一日兴起的文名可能带来虚荣，但他死时的和平绝不是来自虚荣的安慰。 因为他知道自己“只能在几年内享受它”。 对于休谟来说，晚年意味着什么？ 他还在继续着一贯的研究和交流，过着一贯的“文人”生活。 为什么这个晚年成为人生的最高阶段？ 休谟的述怀表明，文名出现的许多征兆使这段时间不同。 文名( literalrepetition )对他来说很有意义。 因为这意味着社会的认可、思想战的胜报，意味着文人的使命的完成。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他认为死了没有遗憾，没有担心生命，所以安静积极地迎接死亡。
休谟
他去世的二十天前( 1776年8月5日)，亚当·史密斯来访。 休谟说了正在读的书和即将到来的死亡。 休姆说:“我想做的一切都做好了。 就算我活了好几年，朋友和家人的状况也没有现在那么好。 所以我现在可以说死了不是遗憾。 ”接着(《休谟传》第643页)，瑠善( Lucian )《死者对话》一书《冥府渡神》中的形象，讲述生活
回想起来，我对他说:“亲切的冥府渡神，我修订了出版的拙着。 请再宽限几天。 这样，国民对这些修订的反应就可以看出来了。”冥府渡神说:“看到修订后的反响，必须进行进一步的修订。 这个借口可以说是无限的。 所以，诚实的朋友，你还是上船吧！ ’可是我说:“仁慈的冥河渡神，请再宽限几天吧！ 我一直致力于明智的开端。 如果再活几年的话，也许就能满足于盛行的迷信体系的倒台了”，但冥府渡神在这个时候已经发生了火灾，变得平静了。 “你这个游手好闲的人，再过几百年，这件事就不会发生了。 你以为我会让你长寿吗？ 立刻上船，你的懒惰，闲荡的男人！ ’”(休谟传644页)
爱丁堡假象
休谟说，终身以学术为业，书立以开创民智破除迷信为目的。 人生有职业，但职业没有职业。 休谟表示对死亡和冥府渡神的揶揄致力于寻求“职业”和“无职业”的平衡。 他有精神战场，从事长期战斗。 其使命是像士兵一样，坚守真理和正确的秩序、道德理想，对抗迷信和狂热。 朽坏的生命有自然的界限，与志业和使命相比，仅仅一百年还很短。 在不朽的真理和无限的时间里，只要一味追求活着，真是不智之举。 高才大德如休谟应该不执着于此，在精神战场上胜利，使朽坏的生命变得有力的唯一方法就是超越它，改变不朽的信念和道德生活方式。 休谟在非常年轻的时候看到了真理的堂奥，坚定了意志，明确了人生的目的。 “经过很多研究和反省，最终，我18岁时，新的思想舞台出现在我面前，不克不及压抑自己，沉迷于年轻人的热情，放弃了我至今为止所追求的一切乐趣和事业”(《休谟传》77页)传记中，莫斯纳这样评价了18岁的少年休谟。 “1729年，一切都定下来了。 他成为文人。 ’”(休谟传》77页)
成为文人！ 这似乎是“天职”的号召。 从此，休谟热情地研究和写作，一边过着阐明学理和思想的积极生活，一边寻求出路，追求世俗的道德和幸福。 休谟在知识方面要启发、教育、遵守和传播真理，还要在社会生活中树立德，在尘土世界中表现德性的光辉。 休谟在1738年，未满二十八岁完成并出版了《人性论》，之后一直坚守着这样阐明的学说体系。 为了更好地传播其思想，他又改写了这部辉煌的着作，论述了人的理性、道德和自然宗教的各种原理。 他也像浮士德一样，不把自己关在理论和书房里，而是积极经营财富，照顾亲戚朋友，不拒绝军事和政治工作，因此获得了“好人大卫”的名声。
休谟:《人性论》
休谟自称“文人”，他也意识到了“文人”的一生。 “文人”在柏拉图的意义上与哲人不同，也与基督教牧师不同。 哲人走出“洞穴”，本能和品质都不同于人。 牧师事奉上帝，是连接天堂和世界的保存。 哲人和牧师都在社会之外。 “文人”在社会中，从表现来看，似乎只是社会分工的特殊阶层。 休谟的哲学当然是“文人”的哲学，也是社会的哲学。 正如他在“人性论”的“指导”中所说的那样，他通过观察经验“直接打击人性本身”，通过阐明人性原理“在几乎全新的基础上构筑完整的科学系统”(休读:“人性论”，商业印花馆，1980年，第8页)。 休谟这个“人性”，是普通人的人性，是社会人的人性。 对于柏拉图和基督教，休谟带来了西方道德哲学的“哥白尼革命”。 他不再诉诸“最高理念”和“神”来构建知识和秩序确实是不定性的，超越了人类的理解力，带来了依赖口舌而不是理性的争论，助长了迷信和狂热。 相反，休谟把视野转向了人的内心和世俗，试图从中找到知识、秩序和道德的正确基础。 也就是说，人和社会有其神圣，人只有在积极的社会生活中，通过积极的社会生活认知来实践道德。
大卫休姆和亚当史密斯
在《道德情感论》的第七部分，亚当·史密斯回顾了古今的道德哲学体系。 他将休谟和哈奇森的学说归类为“以感情为承认原则的系统”( ofthothesystemshicmementicentttheprincipleofapprobation )，他们认为这是“同情”的道德哲学。 在这里，对史密斯的休谟的评论内容不长，但是非常精致
另一个体系也从同情( sympathy )论述了我们道德感情的起源。 和我在努力的东西不一样。 在同情受到某种品质影响的人的幸福中，旁观者察觉到品质的效用，感到高兴。 把德性放在效用的位置，论述其喜悦。 这种同情与我们借用了进入行为者的动机的同情不同，也与我们承认行为受益者的感谢的同情不同。 我们赞赏用和那个相同的原则，制造精良的机器。 但是，对于我们刚才提到的两种同情，没有任何一种机器是同情的对象。 在该着作的第四部分，我对该系统作了一些论述。 ( Adam Smith，thethetheoryofmorlsentments，Liberty Fund，1982，p.327.)
史密斯:“道德情感论”
在《道德情感论》中，史密斯特设第四部分批判休谟。 但是，史密斯的认真并不意味着他们在立场上的根本对立。 相反，这显示了那个学说的内在亲近性。 正因为它的风格和基调相似，所以有必要清楚地说明自己和前辈的区别，讨论学说对前辈的发展。 史密斯是自己着作的第七部分，上述引文中对休谟的处理也能证实这一论断。 哈奇森是格拉斯哥大学学习时的恩师。 1787年，史密斯担任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一职，他在演讲时称赞老师，称他为“永远难忘的哈奇森博士”。 因此，他把休谟和哈奇森的学说并列时，间接地表达了对这位“老师”(休谟)的敬慕。 史密斯离开格拉斯哥大学，到牛津读书后，他对牛津无聊的学风非常反感，自主阅读了很多时间，其主要内容之一是“人性研究”，休谟的着作也很着迷。 据传史密斯学习过度，得了“学者病”，牛津大学的领导人认为应该去参观宿舍，“他读了休谟的“人性论”……那时候，这本书刚刚出版，伊恩·罗斯:“亚当·史密斯传”
休谟:《道德原则研究》
休谟将道德的一般原则寓于效用之中。 “个人merit”由质量对所有者本身和与其交往的其他人的有用性和舒适性组成”( David Hume，anenquiryconcerningtheprinciplesofmorls ) ed.by j.b.schnee wind，hacketpube 史密斯总体上继承了休姆的道德立场，但进一步发展了他的“同情”概念，说旁观者理解行为者的立场:通过改变立场，旁观者想象自己处于行为者的立场，产生与之相似或不同的感情，从而做出行为是否适当的伦理判断。
史密斯的道德哲学也和休谟一样，还是“同情”的伦理学。 实际上，不管“同情”的概念是否复杂，社会性和道德潜力都凝聚在一起。 这意味着人们可以从社会交流中，从社会交流中，通过彼此的“同情”，认识和修养德性。 道德原则包含在社会中。 在这样的理论视野中，哲人的目的是发现和确立完美的德性榜样，改善民众的品味，不被迷信的诱惑和欺骗。 《国富论》中，史密斯曾对哲人作过非常有代表性的论述。 他说哲人和面包师的领域是社会和分工的结果，不是自然的本能。 也就是说，哲人本能上并非拥有卓越的、无与伦比的才能，其才能是由社会创造的，依赖于社会，不能“逃避”社会。 其责任是探索和发扬自然和社会中的规律、原理。 社会高于哲学，不反对。 事实上，这样的“哲人”完全失去了柏拉图赋予的意义，成了休谟这个“文人”( man of letters )。 文人的“启蒙”不需要“向无希望的洞穴外的困难上升”，改造洞穴本身，在洞穴中燃烧火种，挖掘洞顶使之变得明亮温暖(康子兴:“社会的“立法者科学”:亚当·史密斯政治哲学研究”，上海三连书店，2017年，66页)。
康子兴:《社会的“立法者科学”:亚当史密斯政治哲学研究》
文人休谟从其学说的“烟花”和现实感来看，自然地表现了特别的“社会性”的一面。 因此，他很重视自己的“文名”。 道德力量不应该来自于对“永远的死亡”的恐惧，而应该来自于社会的认可。 他必须用“社会的认可”和社会内部的道德原则来对抗基于幻想的“永远的死亡”的恐怖。 因此，他必须确立异教的道德生活方式，反击教会的愤怒和诽谤。 《自传》的结尾，休谟这样写道。 “我置身于政党和宗派的愤怒之下，但是我平时对他们的愤怒，他们反而失去了武器。 我的朋友们从来没有见过为我的品格和行为方面进行辩护的机会。 狂热的信徒并不想捏造或传播对我不利的故事，但他们却找不到令人难以置信的事实”(《休谟传659页)
他的人生既然赋予了革命性的道德哲学意义，他的死也必然成为重要的哲学事件。 他怎么度过人生的最后一刻？ 他将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 没有明确获得救赎的承诺和希望，他的道德理想能经得起这个最严峻的考验吗？ 根据莫斯纳的记载，休姆临近极限时，有人访问，调查道德和宗教的信念，看到过“还不相信来世吗”的粗鲁的打扰，目前也有人确认了这种生活方式的错误。 在这些好人面前，休谟表现出了一贯的和平、机智、人情训练之风。
休谟墓
“死”临近时，休谟写了《自传》讲述自己的“生”。 对他来说，死后的世界不知道，只有“生”知道也能控制。 而且，死亡也是“生”的意思——即使死了也只不过是“消除不到几年的疾病的情景”。 死亡终结是肉体生命的衰退，它是“生”的高贵终点。 此时，他只能谈论人生，谈论文人的一生。 因为他没有死的恐惧和希望。 死的时候还是最后的时候。
莫斯纳说，“自传”部分是终身传记，部分是“宣言”，是哲学家从正统宗教观点出发的讽刺(《休谟传》第634页)。 这句话虽然不虚假，但不仅仅是传记和宣言，“自传”还是天鹅之歌，“文人”的最后作品，是他留给社会和社会的最后着作。 想一想。 他为什么要把它写成文章和文字，不仅仅是宣传和商量呢？休谟对自己的文章有明确的计划，《自传》也许是整个计划的最后一环。 这篇短文让休谟回顾了他作为“文人”的一生，为他进入思想体系提供了理解的线索。 很明显，《自传》是一部休谟的生命史，是他为死亡所做的准备，但他不是为时人所作，而是为后世所作，面向未来所写。 所以，休谟一边写自传，一边把已经写好的《自然宗教对话录》原稿交给朋友和亲戚，安排以后的出版。 肉体死后，他仍以另一种方式生活在人世。
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
《自传》是天鹅之歌，但不是最后的战斗。 在他为死亡所做的各种准备中，他只要仔细地说明自己的埋葬所，在墓碑上刻上名字和生死的年月，“别人会被后世所评价”(《休谟传634页)。 以这种方式，休谟把自己的理论、道德生活理想完全传递给了后面的社会。 他相信在他们的批评中，自己的思想会显示出力量，并得到社会的认可。
休谟为了准备死亡强烈拥护他的学说和他对人生的信念。 个人的生命有限，但世代和社会无限延续，其中的道德法则也是永恒的。
文人休谟死于1776年8月25日，文人休谟不灭！
2018年3月22日凌晨初稿
2018年3月31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