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国平
在中国大陆现代作家中，周国平是独特的体裁。 他不仅是清新明快的“哲学散文”，还经常意识到与现实世界的距离。 这个距离可以看到一切，一个人可以在小楼里统一。
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总是平静而独立，似乎不属于任何学者或作家的圈子，也不是站在舆论的码头上尖叫的人，他不是频繁出入各种高端会议的学术明星，也不是呼唤同伴的社会活动家。 你很少在公共场合看到他的身影，但他的文章总是跳到你面前。
这样的自动跳跃，不会给你带来压迫感和不快感。 他的文章既没有说教，也没有矫正，也没有暴力，永远流传下去，自然流淌，润物安静。 纤细柔软的文字下面隐藏着搅动灵魂的力量。 这种力一打开，就会中毒。
周国平出身哲学科班，1962年入北大哲学系。 1966年，北大哲学系党总书记聂元梓和本系六名教师，揭开毛泽东注释《炮击司令部》的最初大字报，成为全国运动的方向标。 周国平经历了疯狂的时代，被迫不可避免。
他不善交际，性格敏感脆弱，除了思想上的独立追求，对政治的狂暴总是保持着比较冷静的态度。 他也试图参加其中，但总是主动或被动的缘分。 当然，这反而成就了他。
周国平的哲学之路始于枯燥无味的苏联哲学，但很快就放弃了它转向了尼采，1980年代翻译和执笔的尼采着作，成为畅销书，长期畅销作品，给他带来了第一次名声。 之后，与甘阳、徐友渔、陈嘉映等共同创立的“文学: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成为当时着名的“文化之山”之一。
他把手写哲学、手写散文和两者完美结合起来，形成了风格鲜明的周式哲理散文，抓住了好几代人的心。 其受欢迎程度是，他的书陆续再版，精练，被选为语文教材和散文的汇总，每次看他出场的讲座，从四面八方赶来的听众只要提前排出几十米的队伍，就能理解这个孤独者的表现力。
2014年，他出版了演讲集《幸福哲学》和《人文精神的哲学思考》。 2015年5月，他出版了散文随感集《觉醒的力量》和《人生不变》，话题仍显示了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探索了生与死、灵与肉、瞬间与永恒、世界与超越、现代人精神生活的普遍困境。
年七旬的他还很高产，我就作家的生理年龄和创作生命问题进行了询问。 艺术家和哲学家说相对超过年龄，只要思维敏锐，创作欲望高涨，心就年轻。 虽然没有人摆脱年龄的限制，但是身体很虚弱，他还是按照自己的计划阅读，追求。
在狂热的时代迷上哲学之门
大学时期的周国平
记者
你1962年进入北大哲学系，当时哲学与政治关系非常紧密，北大哲学系是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北京市委员会中央直接联系，文革最初的大字报是北大哲学系的老师发表的。 我可以告诉你上学时的情况吗？
周国平
我进入北大时，正处于中苏争论的高峰，政治气氛非常紧张，北大哲学系是北京市政府决定的“典型”，长期蹲人，大部分学生的政治热情非常高。 当时，中央不断发表评论，文章在校园播出，许多人在高音喇叭下听。 我觉得自己像个外人，他们觉得奇怪，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么多热情。
当时考哲学系的学生主要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理工系的成绩差，没有考理工系的希望，只有考文科系，选择哲学系的另一部分是中学时代成为学生干部，哲学系的培养目标是从政治上，想到哲学系毕业后能成为干部，但后来成为干部的人很多。
我的情况不同。 另一方面，我的理工科成绩很好，另一方面，我对政治没有兴趣，在中小学几乎没有干部。 我为了做学问而进了北大。 当时我对哲学一窍不通，没有读过真正的哲学书。 我只读了很多遍毛泽东选集，毛泽东说“哲学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概括总结”，引导我去考哲学系。 我既喜欢数学也喜欢文学，所以去哲学系是可以兼顾的。 后来，我迷迷糊糊地走进了门，却发现是对的，我真的很喜欢。
当时整个教育非常政治和意识形态，我们只上了两年的课，第三年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第五年文革开始了。 上学两年，我认为主要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概念化的，与哲学没什么关系。 其理论来自苏联，是苏联官方哲学家们编写的，爱斯基摩结合毛泽东的理论，编写了中国教材。
记者
当时，师生对上课持什么态度？
周国平
许多老师都在撒谎，有些老教授水平很高，但我们是低年级的，老教授不给我们上课。 我记得老教授中只有心理学家程乃颐给我们上课，他们也有办法应付政治化，随便应付，其实什么也没说。 当时的哲学课，无论是中国哲学还是西方哲学，都要以马克思主义批判，所以知识性和思想性都不强。 印象深刻的是张世英，他讲德国古典哲学，讲黑格尔，条理分明。
大部分学生都是一流的，热衷于政治活动和政治语言，但我不习惯。 我也想努力赶上那个潮流，但是发现跟不上，心里很怀疑。 我的同学郭世英(郭沫若子)对我有很大的影响，他比我大三岁，因为家庭背景，他读了很多内部书，知道的很多。 他是高干部的孩子中的“叛逆者”，对当时的政治说了很多。 他说得非常准确，我认为这也是我与政治保持距离的重要原因。
记者
1949年以后，党的知识分子改造是如何出现在北大教师身上的？ 哲学系有更引人注目的地方吗？
周国平
我没有特别去过知道，和老教授们没有任何接触。 他们没有教我课，我也不是爱访问的人，所以不怎么说话。 总的来说，教授们的具体情况不同，既有积极活动的人，也有沉着冷静的人，像金岳霖这样的人不太理会那一套，冯有兰有点积极。 我没上过冯友兰的课，读了他的《中国哲学史》，他真有学问。 其实每个学部都有非常激进的教员，也有人独立思考，哲学系的老教授很多，教师的能力非常强。
尼采符合我的素质和气质
大学时期的周国平
记者
北大毕业后，在湖南和广西的农村十年，对哲学问题的思考停滞了吗
周国平
当时没有任何哲学思考，做运动。 但是，自己还在读书，我喜欢文学，读了很多诗和小说，哲学反而很少。 我的哲学基础是在重新开始大学入学考试后，为考研究生而构筑的。 我认真看了西洋哲学名着，做了详细的笔记，清楚地理解了西洋哲学的脉络，我的专业课《西洋哲学史》通过了96分。
记者
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生阶段，你立即在《未定稿》上发表文章，批判国内哲学研究的现状，说:“实用主义流行，哲学简化，俗化，哲学与政治的关系，哲学服务于政治。” 这个觉醒过程怎么样？
周国平
我硕士阶段的研究方向是苏联的现代哲学，但很快发现苏联没有哲学。 我最初关注的是斯大林时期，而斯大林时期对哲学的批判也被意识形态化了，比如德波林，布哈林。 我写了两篇文章，正确评价德波林和布哈林，建议在《未定稿》上发表。
我谈了苏联哲学的批判，意味着中国问题，哲学完全成为政治，领导人就哲学问题做出了结论。 改革开放初期，国内政治气氛逐渐解冻，这些话可以说了。 硕士生还没毕业就放弃了苏联哲学，硕士论文与苏联哲学没有关系，我写的是人性的哲学思考，当时开始研究和翻译尼采。
记者
80年代是精神浪漫的时代，出现了三座“文化之山”。 你所属的“文化:中国与世界”系列编辑委员会“山头”，翻译了尼采、萨特、海德格尔等西方哲学经典。 这些哲学书很畅销，现在的人是无法想象的。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热潮？
周国平
另一方面，由于人们的精神饥饿，长期没有真正的精神粮食，没有思想自由，得到的信息很单调，只有8部样本戏和快餐式的指定读物，所有文艺作品都是“政治指导”，对西方的先进思想一窍不通。 这些西方古典翻译进来，大家都感到新奇，他们强调人性的解放和人的美学，打破了政治的牢笼。 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初期，物质主义的风格还没有形成，改革前途非常乐观，有理想主义的热情，觉得自己可以为国家出力，关心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
80年代以后，这一代人被商业浪潮吞噬，人们越来越关心个人利益，表达也越来越个人化，对国家宏伟的故事变得冷淡。 事实上，“思潮”不会持续很久，但涨潮。 但是，即使时间很短，那也是有用的。 它能唤醒很多人，播种。 那就够了。
记者
你最早出名是因为翻译了尼采的着作，当时很受欢迎。 在许多西方哲学中，为什么喜欢尼采？喜欢批判吗？
周国平
硕士毕业后留在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在接触徐梵澄解放前翻译的尼采着作《苏尔支语录》《朝霞》《尼采自传》《快乐知识》时，自学德语，着迷地看了尼采的原作，非常喜欢。 之后，与甘阳、徐友渔等成立了“文化:中国与世界”编辑委员会，为了进行西方古典的翻译，开始翻译《悲剧的诞生》《偶像的黄昏》等书籍。
我没有特别明确的批判意识。 我的批评不是具体的体制，而是文化精神的传统。 政治体制是文化精神传统的延续，我认为这个传统的特征是抑制生命本能，抑制个性和自由思维。 人生的价值是有生命和思想的自由，我说了这种被压抑的直觉，客观的效果成为了批判。 我写的《尼采:在世纪的转折点》，通过尼采大大表现了自己的想法，后来在《消除精神污染》时，这本书被典型化，幸运的是它的运动很短。
和尼采接触有一定的偶然性，现在回顾一下，尼采符合我的素质和气质，我喜欢是有道理的。 我喜欢思考人生的问题，也喜欢写美丽的文章。 尼采是这样的人，他能深思许多哲学问题，有文采，一拍即合。 在性格上，我们也有相似之处，他敏感，脆弱，内向，孤独，我也一样。 但是尼采的敏感度远比我强，这使他难以在现实世界中生存，我变得比他平凡了，所以变得幸福了。
性格和兴趣决定了我不适合当战士
70年代的周国平
记者
你什么时候从专业的哲学研究转向大众化的哲理散文书，从哲学家变成散文家的？
周国平
其实我从一开始就有这两个要素，写了尼采的书，和别人写的学术书不同，我的表现也是文学的，感情的，我也注意文字的美丽。 我一开始就抵制写纯粹的学术文章，用那些令人费解的小丑话，为什么让自己和读者不快呢？ 我读了那么多哲学家的书，他们的文字很好，康德那样倒霉的人很少，叔叔华说康德的表现很差，为了弄清楚自己的意思，一遍又一遍
无论自己的想法多么深刻，一个基本的要求只要让人尽量理解，就能看起来更加舒适。 但是，我不喜欢为了写美文而写美文，我也不喜欢难，也不喜欢华丽，写作最重要的是用正确而精练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想法，不要胡说八道，找到正确的语言是成功的。
记者
在近代中国，哲学和政治始终有着纠缠不清的关系，许多政治运动以哲学和文艺的名义开始，哲学成为意识形态沉重的灾区。 你认为哲学和政治有什么关系？
周国平
根据尼采的话，“一个人不能哲学，去政治，政治和经济没有智力的人做，有智力的人应该做哲学和艺术”。 当然这不是正式的评价，尼采清楚地认识到这个问题。 哲学不是政治性的，参与政治的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分配问题，哲学思考是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也就是所谓的“终极追求”，应该在政治上。
哲学的目的不是解决某些具体的政治问题，而是有更广阔的视野。 这个视野是一个大坐标系。 政治不仅仅是自己的视野，应该有更高的角度，这个角度是哲学提供的。 当然，政治本身的角度也是必要的，否则很多问题就无法解决。 正因为哲学说明了政治的重要性，所以经常被权力绑架，哲学问题被提出来，政治家占领哲学解释权不是理论上的讨论，而是政治上的需要。
记者
在今年出版的《觉醒的力量》中，哲学比时代的精神高，注视时代的精神进行批判，说好的哲学应该超越时代。 哲学家并不是不关心时代和政治，时代和政治应该是哲学思考的素材之一。
周国平
是的，如果哲学是时代的鼓手的话，哲学是不必要的。 哲学对政治的影响不是直接的。 海耶克是哲学通过影响社会科学而影响政治，社会科学的根本变化是哲学提供的，包括法学、政治学、经济学等。 哲学家不直接参与政治活动，很少有哲学家像萨特那样把学生带到街头。
哲学家作为人类，不能离开时代，也不能受到政治的影响。 但是作为哲学家，我们应该做更多的事情，站得更高。 据尼采说，哲学家是时代的“养子”，他不是生于时代，而是以人类永恒的精神生活，他自己克服了这个时代。
记者
那么，作为知识分子的哲学家应该和政治保持怎样的距离，哲学家应该如何履行知识分子的批判责任呢？ 相比之下，你觉得自己的批评性比上世纪80年代减弱了，你很少参加公共事务的讨论吗？
周国平
哲学家的批评和公共知识分子的批评是不同的。 当然，有的哲学家可以同时公知，更多的是现实的批评，对具体的问题发言，仅仅这样就证明你不是哲学家。 哲学家的批评是精神上的东西，通过观察这个时代的精神潮流是否正确，他更关心和保护那些精神价值。 如果精神价值在这个时代被损坏或忽视，他应该指出。
相对来说，我对教育领域的批评很多。 但是，我不论应试教育的具体方法是怎样错误的，还是素质教育应该怎样做，都要告诉公众教育的本质、人文精神、教育应该如何从人性出发。 这就是哲学观点。
其实我在1980年代也不是战士，我决不是战士，只要从我的文章中寻求批评，就是尼采的书，没有别的。 我20世纪90年代和20世纪初的批评更多，包括教育问题和城市化问题。 其实，这是我特别喜欢并不擅长的事情，如果让我做的话，我也能做，我的性格和兴趣，我决定不适合当战士。 知识分子应该根据自己的性格来选择，任何知识分子都不可或缺。
我研究过尼采，尼采把对人生问题的想法放在第一位，我也在谈论公共问题和人生问题。 但是，我一辈子都不能成为尼采研究者，所以我必须成为周国平。
记者
有人批评哲学散文与“心鸡汤”相似。 你认为那和“心鸡汤”有什么区别？
周国平
把我的散文当作心鸡汤，显示他还没有识别的目的。 心鸡汤可以批量生产，可以复制，没有独创性。 按照这个标准来看，我可能也会写这样的事情。 我的文章都是独创性的，不能说已经骄傲了，但是我不是这样的，有很多有自己想法的文章。
人的真理是共同的，不同的人用不同的方法表达真理，但有高低的区别。 许多心灵的鸡汤文字可以模仿拷贝，只是讲一点故事，发挥一点悟性，然后总结一点哲理，表达一点感情。 它在心里没有冲击力，不能唤起你的思想，真正的哲理散文在心里有冲击力，它突然感动你，唤醒你内心最深处无意识的感觉，这是最好的阅读体验。 它追问世界和人生的根本问题，带着灵魂寻求人们的思考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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