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史前，安徽大学中国哲学与安徽思想家研究中心副主任
关于朱熹理学思想的起源，学术界多指延平之学，这是显而易见的，只是师承方面。 除此之外，还有学术渊源。 婺源朱氏为“儒家”，朱熹之父朱松为宋代名臣，道学中国人，学孔孟，服二程。 不仅深入研究儒家的道德学问，还致力于经世之用，被称为“通儒”。
朱熹十五岁时父亲去世了。 到目前为止的少年时代，朱熹在父亲的教育和指导下进入了修业。 父亲朱松把朱熹引进道学门口，在入学途径、思想境界、行为表现等方面对朱熹产生了最直接、具体的影响。 本文主要根据《韦斋集》《宋元学案》和《朱子全书》等资料概述朱松的学行，并看朱熹思想的家学渊源。
一朱松( 1097~1143 )被称为乔年，出生于“儒家名人”婺源朱氏。 幼年的家庭教师朱松，从小就养成了良好的文化向道的性格，被称为“向西罗学习道路，向元祐学习文化”。 受欧阳修、曾功为代表的元佑文学文道的重视影响，朱松从学习古文开始求道。 曾经说过，结束入乡校后，把科举文看成儿童游戏，一心一意，只朗读古人的文章，心情充分，味道无穷。 这样的学习很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文学特长。 还在郡学习的时候，其诗文的作品已经出类拔萃，从远处朗读，首都很有名。
朱松
北宋以来，道学兴、道先于文、道重于文的观念得到了相当多的学者认可，年轻的朱松就是其中之一。 对于已经取得的文学成果，朱松从来没有自喜过“是昌男，越走路越远”。 擅长诗文的只有才能，如果没有把握大街就这样发展下去的话，还会走向偏离大街的方向。 这也是传统儒教的观念。 孔子说:“行有馀力，学文采”。 文学是孔子门四教之一，但与德行相比，明显有前后轻重之分。
朱松向往的“道”其实是儒家的仁义之道，其进一步表现为国政、事理、人之行。 朱松说:“天下国家兴亡理乱之变，与丈夫一时君子及时，是本末代的顺序。 感受到这一点，朱松抛弃了以往的科举文、演艺诗、日常交往、公务馀韵、愤怒的季节，唯一的道路是寻求的。 他在《上谢参政书》中说道。 “恢复六经、诸史、夫近世宗公儒的文化，反复进行核研究，废除人事，日以继夜者十馀年。 朱松上下古今，出入三教，刻苦钻研，把历史上各种思想的起伏和流变阐明在心，理解并体会了自己的要求。 自古以来，他认为这样得道的圣人君子很多，最突出的表现只是汉初贾谊和唐代陆贡。 贾谊的表现是“言道”，其“过秦论”“治安策略”等文章因兴衰秦汉治乱，全通国体，分明。 陆贡的表现沉重于“行道”，在奉天之乱时，他面临危笃，以宰相的地位拉下帷幕，成为推翻社会遗产的重臣。 两人在汉唐的政治史上也有着名的地位，被称为“古之伊、管”。 历史上说“先生开始是诗名，接着是贾谊、陆贡的通告管理”，是朱松年轻时求道的这个心迹和过程。
但是，给他带来痛苦的是，自己真的听不到，看不到路，也就是说听不到忠孝仁义的根本天道、天理。 此时杨时及其弟子罗从彦等人已经将二程罗学传到福建，发展成了“道南学派”东南福建学。 在朱松游环福建省，历访邑中学者时，认识了道家罗从彦，了解了杨时传下来的二程学问的要旨，方知大道的深处是不断的“人生之理”，朱松以为找到了自己思想的归宿，就拜访了罗从彦门下。 公务馀韵，跳蚤之夜，沉浸其中，“拳拳服膺”终生不变。 傅满意地说:“韦斋集·序”。 “年二十七八，听河南二程先生的遗论，都是先贤未发的深处，开始捐献旧习惯，早晚从事其间”为了彻底改造过去自己学识的浮华和性格的单纯的“旧习”，朱松特把古人佩韦的意思命名为其斋，也自称为“韦斋”。 和朱松一起向罗从彦学习的是李037，两人早晚一起问，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一般来说，道家忽视文学而不是重文，朱熹明显不然。 受父亲朱松的影响，朱熹一方面认为“道者、文的根本文者、道的枝叶”，另一方面认为“因为其根本是道，所以发文也是道……文是道”。 “从文学开始，从枝叶进入根本，从技术进入道路，也可以成为道学的大家。
朱熹从小就和父亲一起学习诗文和儒家“四书”，从十一岁起就创作诗文，对父亲的朋友感叹“笔力载鼎”。 十二岁时，文学大有进步，达到了“运笔风格”的功夫。 枝叶繁茂源于根本坚固，在父亲的教导下朱熹又读了曾功、贾谊等名为“文儒”的文章。 因为他们是文道很讲究的古文家。 与“居常唱习”同时，朱熹专门编辑《曾子固年谱》，是朱熹的第一部着作，朱熹立志道学，逐渐培养了儒家圣贤的志向。 “夫古圣贤，其文可谓盛。 最初是有意识地学习那个吗？ 有了真相，一定在文外。 “有一次我什么都要学，禅道、文章、楚辞、诗、兵法、什么都要学……有一天我突然想到说。 “慢慢来，我只有全身，怎么得到这么多呢？ 从那以后，我就跟着时间走了。 从此朱熹把精力转向了父亲所得中原文献的传说。 十五岁时，朱熹按照父亲的遗命，向道学家胡宪、刘子晖、刘勉三先生学习，在出入佛、老的过程中，初步认识到了道学的特点和宗旨。 最后，以父亲同门的同学李037为师，正式进入了达成儒教圣贤的道学门口。 黄百家说:“程大中可以认识周子，让两人做事，二程学从泸溪继孟氏朱韦斋可以做朋友的延平和刘、胡三子，其子，暗翁学，然后可以继续从三子。 卓哉二父！ 巨眼千里。 朱熹的“道学有志”形成于父亲的积极指导和影响下。
张永海《朱熹论道图》
二冯友兰说:“道学不是给人知识，而是给人有益的东西”。 从哲学上来说，“道”是指宇宙的终极本原的人生来看，是人的安身之地。 人的生命和心灵意味着通往道路从根本上安宁，其表达方式是精神上的自由、自信、幸福、满足。 这种体验是自己的精神，难以表达，可以用形象性和诗意性的语言来表达。 周子的“孔颜乐所”、二程的“道学气象”以及禅宗高僧的“假言喝”，都是这种姿势的表现。
朱松有了这样的体验，确实成了身道的喜悦。 朱松的婺源旧居留有“虹井”一词，也叫“韦斋井”，井旁的石碑上刻有朱松手写的碑文，可以看作是朱松体质的作品。 文曰。 “道尓斯人像水一样在地上汲取的益处很深，味道很好。 “他是水，这“道”是天地之道，即仁义之道，忠孝之道。 这条路通往万物，类似人身，适合人的内部源泉，物欲贫穷，追求自己的修炼，不断扩张，通过天地的生意，传闻，见道，甚至体道。 在这种情况下，能够把握天地的本质和本质，充分体验自己的满足和幸福。 这种满足和幸福不是世俗的，而是物质上的所有感，它是精神上的享受，味道之外的味道，也是最好的享受，最深的味道。 这样的体验和有益的学者，与道路融为一体，达到了“拥有自己”的道学领域，进入了“以身作则”的道学者之列。 “韦斎笃志立志于伊、罗之学，长期受益，其视游(醋)、杨(时)、罗(从彦)、李(顿)敢论其前后”，当时人更加称赞。 含有约定的味道，平心地说，即使道学的大家不在，实际上也是道统的人物之一。 赵时勉说朱松“纹章理学，竟开其先”。 程瞳的《新学部录》第三卷是《朱靖献公》，被明确视为新理学的开山宗师。
仁义之道，朱松早在科举的学期就知道了，但仁义之道的重要性和什么至今还不知道。 因为孔子的仁学主要是从现实、人本的角度确立道德依据，所以无法从天道、本体的高度来论述，对于孔子的高足如子贡也感叹“夫子的言性和天道，得不到也听不到”。 道德的本质就像天道的生命一样，在孔子那里不用说，复盖传统的“天命”论还是可以支持的。 天命衰落，异说横行后，儒家们要说，要求。 孟子从“心”“中庸”到“诚”，“易传”从“生”，董仲舒从“神”等多个方向努力发掘，但还没有进入本体论的水平。 直到二程，主要通过“天理”“性即理”和“性之理”三个环节，发明儒家义理之学，才从逻辑上开辟仁义与道体之间的道路，真正确立儒家义理之道，真正基本求安身立命之地，即通过主敬知发明理性，以道德主体 朱松一生的愿望，身体和行动之路，恐怕就在这里。
道学的集大成者朱熹对“道”有着更真实的体验和感觉，在他创作的诗文和经解中表现得很多。 《观书有感》云:“半亩方塘一开，天光云影共徘徊； 水渠要清楚哪里，是为了有源的水而来的。 ”这首诗被选为宋人编辑启蒙读物《千家诗》，王相注说:“读书看义理的好处，看犹水的明确，照亮万物。” 注者说明了这首诗是朱熹见解的作品。 进一步分析发现朱熹作为其父朱松的见解文具有异曲同工之妙，前者是从井水开始，后者是从凉水开始的水的比喻，前者是以水浸润大地为道路寓所，后者是水映照在天空说明万物心灵的前者是以水的深度和味道来描述道路的深度和体道的乐趣 此外，因为都是体道的作品，所以其胸部悠然自得，不缺少，天地万物的上下游的满足和满足，自然地出现在诗的外面。 由此可见，朱松对朱熹的影响及其父子之间的默契，形神俱在。
三“道与一”是人生的境界，得到的是道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从儒家来看，这不是人生的目的，对“大学”的修业、齐、治、平的事业也要实行。 诚如馀英时指出，宋代儒学的核心问题是重建“三代治道”，追求道德生命也是为了推进“明治道”，即为了重建“人间秩序”。 朱松在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官僚生活中充分实践了这一点，特别自觉。
朱松存在的时代，社会最大的问题是如何面对北方金人的侵略。 当时的朝廷形成了“和”和“战”两种不同的意见。 以高宗、秦桧为代表的上层统治者多为主和派，包括朱松在内的其他大臣多为主战派。 “和”和“战”这两种意见本身并不能说明一切。 重要的是，它的主张站在哪个立场，即站在公共立场，出发于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还是站在我的立场，出发于个人和私利。
大臣朱松本有忠公之心，这在关系到国家和民族大义的问题上立场鲜明，表现明显。 绍兴四年( 1134年)，朱松第一次进京尝试，提出了“顺人心、任贤才、正纲纪”的中兴恢复对策。 再次召唤，以朱松举东汉光武和东晋元帝为例，敦促皇帝戒元帝刚和江左，不知中原的卑志，仿效光武的身经大业，恢复了统一的野心。 皇帝以为不反抗，却一时感动，特教助理大臣。 绍兴八年( 1134年)，秦桧再次任命总理，建议东山再起。 朱松随后与同事合作抗拒疏远，痛斥金人抱狼的野心，不与我同甘共苦，一味歪曲自己的总和，等于自毁，通过分析形势和对策，力勉高先生不应有运气。 要树立信心，承担祖先社稷的重任。 这封信虽然没能改变和议大局，“但是，犯人疯狂的原因，也有不成功的人。 论者不壮健”。 和议既成之后，朱松感慨万千，相反少廷臣没有责任，也讨论信论和善后问题，寄语高宗:遇到困难的运气，应该实现大有为志，鼓励精图治，从长期的讨论。 建议“复武举”积蓄将军才能的“建太学”提倡节义之风。 几次信的矛头指向秦桧，不久秦桧以“抱异自贤”的罪名离开了外郡。 朱松愤怒不屈，自己提出辞呈，退却养育“求旧学”的孩子，去世了。
现代新儒家牟宗三说:“开拓价值来源，确立道德主体，不能超越儒家”。 儒家对儒家的本质意义就在于此。 盖因儒家的仁义观念，特别是宋儒家的天道观念，能够提供学者超越自己和世俗，站在天道上的勇气和境界，达到学者“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和担当意识。 从孟子的“大夫”到程颦的“豪雄”，都是这一人格形象的写照。 朱松体会到“士为此(天道)也不抵抗脸，只能自命为天下之重。” 根据天道的观念，道德的最终根据是内在的超越性的天理，不仅仅是以现实制度和君主的名字为基准。 这不是说现实的制度和名位没有演绎道德评价的客观基础，而是道学的视野，只有体现天道的制度、符合天道的君主才能提供这个基础。 所以，不是制度和君主，天道才是最终的道德依据。 朱松的“抗颜不让”是愤怒不屈、真正胸怀天道、以身作则的表现。
朱熹重建人类秩序，特别是关系到当时国家和民族大义的“和”和“战”问题，同样立场坚定，不屈不挠，而且从根本、大局出发，表现出强烈而理性的爱国精神。 朱熹认为，金人和宋都不为天仇，也就是说有君父之仇，“非战争不是复仇，非守备不是胜利”。 朱熹论恢复、守护的策略，率见于封事、奏札，其中特别强调了根本的治道，即“正君心”。 淳熙十五年( 1188年)朱熹上疏力陈一大本，六当务之急，万言重叠，首次读到“天下之本在于主人公之心”的孝宗是诚实的，应该消除心中的私邪念。 这样的话自然不听皇帝，孝宗不但读了还大发雷霆。 因为朱熹的上疏、侍讲多来自道德心理立论，不仅被以上讨厌，有时人也被嘲笑为不现实。 但朱熹不行动，坚持主张这是治道之书，缓期不可或缺。 晚年，程朱道学冒称“伪学”而被监禁，朱熹还在继续与日中诸生讲课。
这种精神当然是心灵天道的表现，也有父亲的影响和感动。 试举一例:朱熹十二岁( 1140年)年，金兵入侵南方，宋将刘琦在顺昌以五千精锐兵突破十万金兵。 革去官职，暂居故乡朱松兴奋之馀，为朱熹朗诵《光武纪》，又赠特书苏轼《昆阳赋》学习。 这是父子年轻时的情景，父亲的正气、豪情和对儿子的期待、鼓励之情油然而生，至今读了也很感动。 黄宗开说:“豫章说韦斎高而智明，它刚屈服于势利。 所以朱子的学说，虽然是从延平传下来的，但是其立朝气概，刚毅而俗气，父亲的风气也不变。”可以说是同情而恰当的评论。
《韦斋集·序》说:“夫人有一行善良，一艺之美，不是父兄弟的师徒朋友，路上有参天地之运，很少有人学过以前的圣典吗？ ......介绍文公集团儒教的大成、周程的正统，熙宁、元佑诸公的是非得失可能没有偏主焉，但是基于家学”中国古代社会是家族社会，在儒家思想中加上慈孝和齐家观念的影响，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也是理所当然的具有家族性的，特别是学术文化所要求的熏 朱松、朱熹父子的学行传承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也是我们研究朱熹思想不应忽视的一面。
本文摘自《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9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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