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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文作品
巩金庸
馀秋雨
1
那天中午，在香港，实业家馀志明先生要我和妻子去餐厅吃饭。
慢慢吃完，馀志明向服务员举手，指示结账。 胖服务员笑着走过来，说:“你们桌上的帐，已经有人结算了。”
“谁绑的？ ’馀志明先生非常意外。
服务员指着大厅西角的桌子，馀志明走向那张桌子，想看谁的朋友代替他请客。 不过，中途慌慌张张地回来，说:“不好意思，付给我的是金庸先生。”
馀志明当然认识金庸先生，但因为没有交往，我确信金庸先生马上付款是我来的。 那么要感谢的话，只有我去。
到金庸先生的桌子时，他正在和台湾出版者吃饭。 这张桌子离我们的桌子很近，他不知道怎么从远处找到我。 看到我们的过去，他站起来说:“知道秋雨，一直没有机会请客吃饭。 今天顺便，真没意思”。
2
我确实认识了好几年了。
我知道金庸先生关注我是在二十六年前。 一位朋友，金庸先生在演讲中告诉我“馀秋雨先生的家和我的家隔着河相向”。
这件事他好像不对。 他家在海宁，我家在馀姚，不在附近。 旁边不是河，而是杭州湾。 他可能把馀姚错当成了馀杭。
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跟他说了有趣的事情。 当时，我的书被严重盗版，根据有关部门的统计，盗版是正版的18倍。 我很快发表了言语温和的《反盗版声明》。 “金庸先生的书也大量盗版，多年不出声，一言不发，是大家的风格，大将的风格。 馀秋雨先生要好好向这位文学前辈学习。 ’他说
金庸先生听了我的话，立刻露出脸来，愤怒地说:“强盗逻辑！ 这真是强盗……逻辑！ ’他说
他这么生气，我后悔不该跟他说这话。 但是在愤怒中，他立刻把我当作“患难兄弟”，坐下来，数出他受盗版的各种事件。 据说不仅有盗版，还有假版，一个字也不是他写的，但是签了《金庸新着》大卖。 有人去问，那人说最近起了一个“金庸新”的笔名。
我遇到的盗版很奇怪，跟他说了十几遍。 他开始听的时候，还在生气，不停地摇头，听了之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这些贼真狡猾，为什么不用这头做好事？ ”他说
我相信他写的武勇英豪早晚会来到出版界驱逐安良，说每次遇到这样的事我都不生气。
“最荒谬的不是盗版，而是你刚才说的报纸。 我做《民报》多年了，对这件事很敏感。 世界上没有公开支持盗版的国家媒体。 这就像公开支持贩毒和伪钞一样，该怎么办呢？”
在那之后，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变多了。 北京举行跨地区的重大文化仪式，经常邀请他和我一起去。 直到全国首届网络文学评奖，他和我都请了评委会的正副主任。 颁奖仪式他赶不上北京参加，希望在问候时代跟他说一句话。 平时我还和他一起听李祥雯弹奏的琴，喝了几作如抽出的普洱茶，静静地面对面坐着，好像坐在唐代王维的别墅里。
有一天，在济济的巨大集会上，他一见到我就推搡搡，北京有个青年作家公开说不会写文章，浙江人说不会写，记者问他这件事，他回答说，浙江人有鲁迅和馀秋雨。
我立刻说:“我看到了报道。 你把我抬得太高了。 其实那个青年作家说他在玩，请不要在意”
其次，发生了两件不愉快的事情。
一件事是，重组一个中学的语文教材，减少了原本过于密集的五四老作家的作品，增加了金庸作品的片段，很快在文学评论界掀起了巨大的浪潮，似乎在想如何引导年轻人卷入武侠，另一件事是金庸先生应浙江大学的邀请，成为了文学院院长。 许多学生断言他只是一个通俗的武勇小说家，没有资格，一时滔滔不绝地指责，有些教师和评论家也不善言辞，使事情非常尴尬。
这两点反映了当时大陆文化教育领域的肤浅和保守性。 对抗上了年纪的文学大师，举起言词，平起脸来，真是悲哀。
我马上发表了文章，认为“金庸的小说以现代史诗方式大规模地解读、复活中国传统文化，比五四老作家集团成果更高”。
我在浙江大学发表演讲，“东方世界的任何大学都梦想金庸先生成为文学院院长，但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相信梦想会实现。 不知道浙江大学是怎么弄到勺子的，他来了。 你们成了本世纪文化巨人的学生，却因为无知而失礼，终于失去了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师徒身份。”
这显然是个沉重的故事，我对着成千上万的学生大声说话，会场很安静。
但是，我认为应该更有系统地叙述。 “金庸是谁”已经成为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课题。 现在，文化界的很多评论家只要称他为“有名的武勇小说家”就行了，但还没有达到位置。
3
事情还得从远处讲。
中国从鸦片战争开始的军事、政治、经济危机，最后指向文化的再选择。 文化的再选择首先应该在文艺上强烈表现出来，如欧洲文艺复兴以后的再选择每次都是这样，但中国在这方面非常混乱和黯淡。
也有人主张腐朽为传统文化，提出“礼教吃人”“打倒穴家店”。 这是不公平的，也办不到。 作为人类历史上唯一存在的悠久文明，决不会那么粗鲁彻底地被否定。 并且，在彻底否定之后，使用什么样的文化来填补，他们完全没有方案。 他们自己写的作品，改变了语言的形式，但没有提供足以代表新世纪的重大文学成果。
有人相反，主张复古倒退，遵循老规矩。 这在陷入危急存亡的情况下没有成果，作为参加者之一的林琴南还在翻译很多西洋作品，因此成为言行不一的虚伪论调。
许多人避免了文化主体性建设的责任，把文学作为描写身边现实、发泄心灵感情的工具。 现代文学史大多是由这样的作品构成的，看起来很简单。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这三个人即使挨骂、供奉、躲藏，也不会直接接触、改造、更新。
在这种情况下，金庸出现了。 他不是中国文化的叛徒、守陵者、逃犯，而是温和而大胆地调整其结构，重新发现其间跨越时空的故事要素，全面更新讲话能力，以现代城市的传播方式具备了当前发散的巨大魅力。
因此，他是把中国传统文化活跃在现代城市的文学创新者。
2年前，我应潘耀明先生的邀请，在香港作家联谊会上发表过以下三个方面的演讲
第一，金庸在保护中华文化灵魂的前提下，移动了这个文化的中心。 中心不是儒家，也不是彻底反抗的一方，转移到了最受欢迎的格特征和行为张力的墨家、侠家、道家、隐士。 这是当代美学和世界美学的标准，在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格画廊中所做的新发现。 新发现的结果，依然属于这一文化，这一历史，这一山水，只是因为切断了僵局，唤醒了生机，全面地生活着。 因此，不习惯中国传统文化的下一代和外国人从中感受到不可思议的活力，也不是误读。 其中当然也包括对传统文化的“局部反叛”，这种局部反叛比彻底反抗更为重要。 那是因为白白地抽出了古老文化的广阔生命。
第二，他在执行这个任务的过程中，用纯粹的小说手法，也就是说故事，或者说“精妙的故事”。 中国现代作家心理压力太大，文章写得好，描写得好，但讲故事能力明显缺乏，真正的精彩故事几乎没有留下。 本来，小说的基本功能是讲故事。 用万般虚拟故事的无常和秩序来弥补人生的无常和秩序，是天下小说家的天职。 金庸在小说中讲述的故事，不是《三国演义》的类型化、《水浒传》的典型化、《西游记》的寓言化、《聊斋志异》的妖魅化和《红楼梦》的整体幻灭化，而是全部融化，归结为怨情的生命行为。 这种生命行为是故事的本质，由于不承担其他负担，所以充满了迅速、爽快、活力。 在这一点上，他完成了小说家最朴素的职业本分。 另外，为小说、戏剧、电影、电视创作故事，成为现代世界文学的一个共同负担。 关于这一点，金庸早就明白了。
第三，诸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源于《讲谈》的场所，决定了它们的内在结构和表现节奏，也产生了金庸的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形态和功能。 为了这些每天连载而写的小说，几乎自然地具有强烈的故事性、行动性、悬念的粘性。 而且，他们必须迅速传播，信息密集，反馈迅速的街道之间传播，人人阅读，到处说话，这成为现代城市生态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金庸不仅让现代城市接受了他的江湖，现代城市也发展成了他的江湖。 江湖本来的意思应该是“潜在的、散逸的道义行动系统”的金庸成立后，江湖就搬进了街道，搬进了众人的心中，其意思也变成了“幻想的怨恨补偿系统”。 对于这样的江湖，香港不仅欣赏，而且加入了。 结果，金庸小说的人物们似乎也取得了“香港户籍”。 香港为金庸发生了文化素质的变化，这是大事。 世界上几乎没有作家。
以上三个方面，金庸显得勇敢镇定。 他说北京有个青年作家他不会写文章，我猜想这个青年作家是谁。 这位青年作家有才华，善于在反驳中解构，在结构中解幽默，创造了新一代文学风格。 但是他驳斥金庸时，可能没想到这位前辈完成了更困难的解法。 把巨大的古典文化解变成有想象力的现代江湖，多么吸引现代青年的不是幽默吗
海明威相信，最好的象征不是象征性的。 那么，我们也可以沿着推广前进。 最好的结构与结构不相似，最好的突破与突破不相似，最好的创新与创新不相似。 金庸的小说，整体上也可以看作是绣有古典图案的“后现代文学”。
想起来，金庸只能在香港完成这个巨大的文学项目。 因此，我必须更高地看待香港的文化。
我听了这个演讲，在香港举行联合会的好几位年长作家问了我。 这种想法会引起大陆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的不满吧我让他们不高兴，我说我实际上在帮助他们。 背对着不可思议的湖看不见，总是挖个小沟井，挖狼借。 我转过身来，望着水天，波涛汹涌，然后建议去水边洗洗自己身上的污泥和汗污。
4
人人都预料到，过了八十天的金庸又做出了惊人的决定。 他在英国取得博士学位。
很多媒体都是讽刺性的话，他简单地报道说“一日元年轻的时候就是从学校毕业的梦想”。 这也知道一个获得学位的评论家借钱庸夸耀。 当时，就像金钱庸说不上教科书一样，当不了院长。
金庸已经获得各种文化荣誉标题和国际名校荣誉学位，关心那个虚名吗？ 他在黄昏那年体验了学生生活，有个健康的老人在跳伞中庆祝了自己90岁的生日，百岁的生日。 这样的岁月逆转，包含着超越世俗伦理的无拘束的人性。
我只是担心他年纪这么大，这么远还过着那样的学生生活，身体能不能适应
他的妻子对我说:“我再也说服不了了。 如果你能说服的话，我就开宴请你吃饭。 ’他说
当然不能说服。
我问金庸先生:“取得学位的研究方向是什么？。 我不得不问:”
金庸说:“研究匈奴在汉代被击退后西逃离欧洲的途径”
0
令人惊讶的是，这真的是最高级别的历史课题。 匈奴没能消灭大汉王朝，但几代后与欧洲野蛮人一起消灭了罗马帝国。 但是，因为他们不用文字，所以讨厌表达，几乎没有资料。 在全球性的文化考察中，我常常被这个难题深深地吸引，但是无法着手。
“你的领导多大年纪？。 ’他说
金庸笑了笑，说“四十多岁”。
我知道他并没有想弄清楚这个难题，而是想在那条千年荒凉的路上寻找足迹。 即使找不到，他也很开心，回来时一定会露出长远夜行者的神秘笑容。 而且，最拿手的是晚年夜行。
之后，我终于看到了他穿着红色学服取得学位的场景，周围同时取得学位的西洋学子很多。
这些西洋学子们，可能不知道和他们并列的东洋人是谁，年龄。 他们今天一定不知道自己和星座在排队。
我对着这个场景笑了。 眼前是最完美的地主，地主已经不是地主了，也是最好的美学，不能再美丽了。 这比东西方所有伟大作家的晚年更接近天道。 在这样的天道中，广阔的时空都变得像孩子一样任性游戏，并且让世界知道了什么是真正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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馀秋雨，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馀姚县，是中国着名的现代文化学家、理论家、文化史家、作家、散文家。 馀秋雨以擅自写历史文化散文着称，他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在出版后很受欢迎。 除此之外还有《山居笔记》、《霜冷河》、《千年一叹》等散文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