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的风格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向伟大的19世纪小说致敬
严锋:想代表馀华的读者来临的问题: 1980年代馀华风格鲜明，先驱者和实验，1990年代代表“活着”的长篇小说风格发生了变化，是纯洁而有节制的现实主义故事，新世纪的“兄弟”是另一个天地，与1980、1990馀华小说有什么关系，馀华的传统
馀华:继续对作家无疑很重要。
当今世界，作家分为两类:风格化、非风格化。
玛格丽特的杜伸线是个风格化的作家，她的作品不长，表现方式不大变化。 变化的只有视点，题材，遇到50岁的男性，遇到20岁的女性……变化了。
非风格的作家，作品容量大，风格决定不了。 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作家，“兄弟”是一种与以往不同的新风格。 我还有一种预感。 下次我的风格会变。
我的风格的继续和变化，不是阶段性的，而是作品论性的。 现在，技术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写作上的障碍，而是问题能不能说。
我们在芝加哥的时候，说了想让你写1980年代、1990年代两种风格的合并体。
20世纪80年代对我很重要，那时我的叙述能力，叙述变得年轻了。 “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中直接引入了我的记述。 成为“兄弟”后，记述的强度增加了。
在“兄弟”的上半部分，李兰离开上海，到埋葬丈夫为止，一切过程，如果我过去写过的话，十几页也写完了。 现在我用强度来描述，完全正确的细节，没有胡说八道，可能出现的正确细节我从未错过——除非我想
这就是强度记述，从正面强攻！
这种风格与我写随笔有关，谢谢王钧，他给我写了六年的随笔《读书》，我重读了19世纪的小说，重新发现了19世纪巨霸他们的心理描写。
心理描写曾经是我写的第一道难题。 心理状态分为两类，一类平静，容易写，不值得写，另一类激烈，不会写，应该写。
威廉·福克纳是我的老师，他教了我一句。 他有一篇短篇小说《阿谀》，写道，穷白人杀死了白人(情节无法概括，好短篇小说的故事和长篇一样复杂)。
杀人后，那种心理，我看起来呆呆的——没有心理，他母亲没有心理描写，只有凶手的眼睛看到的一切，就像心脏停止了一样，只有眼睛睁开……
还重读了《罪与罚》《红与黑》。 看到“罪与罚”，托斯托耶夫斯基惊呆了我。 他大学生杀了老太太后，写了几十页，吓了一跳，细节非常准确，几乎没有脱落，其中没有什么心理描写，只有动作，焦虑——紧张的动作。
然后，第一次用脚在桌子下找伯爵夫人，在她丈夫面前——诱惑是战争啊，在战争中写下诱惑的只有19世纪的作家！ 我重读，在这种时候，没有写“想法”，一句“想法”也没有，都是一手一脚，牛啊！
因此，我们发现心理描写是知识分子的误解。 那种万马奔走的时候，只能密集写，细节写！
20世纪80年代，我刚写小说的时候，着迷的是川端康成，他学到了细节的丰富，在他那里，情节的构造并不重要。 因为学习了他的基础，所以以后我写构造等的话，细节就不会丢失。
卡夫卡在川端康成之后，他解放了我的创造力。
1990年代，在我的模特期，写了三部长篇《小雨和呐喊》、《活着》、《许三观卖血记》。 “呐喊和小雨”我给你“收获”后，李小林让我改变一半，他说如果是别人写的，可以直接寄，你是馀华，我们期待你的文章，你必须改变。
改变了“小雨和尖叫”的下半部分后，我的长篇人物都有自己的声音。 四部长篇小说，一半以下在原来的构想中，一半以下都有自己的人生，与构想无关。
在写《许三观卖血记》的时候，有几句话，许三观很难说，结果他说的比我想的要好得多！
《兄弟》的强度叙述是大多数19世纪小说的传统。 大部分二十世纪的小说都在寻找自己的角度。 这样，简单地保护叙述的完美性。
严锋:这样的话，语调一致，清洁。
馀华:“兄弟”使用了19世纪小说那样积极的记述，什么都不可避免，也没那么纯洁。
我在“兄弟”的下部，使用了很多流行语、生活、政治上的东西。 比如毛主席的诗词，我用“比山高比水深”来表达爱。
在“兄弟”的下部，我正面写下了这个时代，这个时代的特征，人物，语言，那个时代感。
流行语的优点是能很快进入时代的特征，不好的地方是陈词滥调，没有作者自己的语调，流行语的使用少，像老鼠屎一样把粥弄坏了！ 我不习惯，后来变得大胆了，用力，在修改的时候拼命强化了——
严锋:(笑)悄悄的人诛杀，偷国的人等待，流行语等东西被大量使用的不是老鼠粪便，而是风格。
馀华:是啊，我在鲁迅艺术学院的时候看过贝尔特鲁齐的电影，他让一个人胡说八道，胡说半个小时。 电影里胡说八道的，虽然是败笔，但是半小时的胡说八道，那是震惊，是风格
风格是大胆的。
严锋:文章中的一切经验教训都是作者自己的。 “兄弟”下面的文章，有什么教训吗？
馀华:语言美丽，有时为语言牺牲活物。 我感受到的大小说，记述只是粗略。 细语适用于篇幅小的东西。 “许三观卖血”的语言被接受，“兄弟”的语言被释放了。
“兄弟”面前，我脑子里有20万字左右的东西，语言细腻。 “兄弟”构想的篇幅是10万字，现在是51万字！
严锋:“兄弟”的话狂欢，喧闹。 你会不会失去以前的支持者？ 馀华节制优美的风格，喜欢纯粹的语言的人们？ 你以前的人物和世界都有抽象的、间接的、寓言的色彩，那种特殊的诗意馀华风格，在《兄弟》里有很多现实的流行语和狂欢的语言相结合吗？
馀华:你失去了原来的读者？ 确实有。 已经有了。
作家不放弃，就得不到好东西。
当然，我们并不完全放弃。 谚语
在“兄弟”的下部，两个语调交替出现。 一种是吵闹的语言，进口日本的垃圾服，另一种是安静的语言。
这就像“罪与罚”，其中也有抒情优美的成分。
我还要谈论19世纪伟大的小说，它们都是解调小说。 吵吵闹闹的安静，19世纪的巨大霸者们把他们放在一起！
“兄弟”也是如此。 我想有些读者不习惯，但我相信在失去的同时，也会得到新的读者。
我不怕这种丧失。 我的文章历史本身就是被批判的历史。 1980年代，我写到“18岁就出发了”。 当时，全国只有三家文学杂志。 权威的批评家们不承认我。 他们说既不是文学也不是小说
只有现代派批评家们喜欢我，我的风格在他们之下。
到了1990年代，写了《活着》和《许三观卖血记》，支持我的先锋派批评家说“背叛先锋，妥协于传统，世俗低头”，“活着”是一部好小说，但不是先锋小说。 我的回答是:“没有一个作家为流派写作！
流派是批评家，不是作家！
严锋:历史上伟大的作品也经常有麻烦、尴尬、粗糙、夸张、复杂的因素……
与以前的小说相比，“兄弟”是任性的，忽视了一切惯例。 你在这个任性中试试什么，你追求的东西，强度的记述，细节的陈述，我想这会让你想起卡尔维诺在新的千年里提到的复杂性。 文字复杂是为了应对现实世界的复杂性，还是馀华新的文体与现实的再现性相对应？ 这种不协调音的现实是什么？
馀华:看莎士比亚。 他也有很多下流的臭味。
我写《兄弟》，可以说是靠恐惧。 总之写起来有批评和赞扬。 先锋派迄今拒绝《许三观卖血记》，这并不重要。 小说被所有人接受的只有文革中的语录。
《荷马史诗》记载了攻击特洛伊的希腊部队、海上部队有多少人、陆上部队是怎样编成的，完整的数字记录。 我看他写了，他写了二十多页那是数字的伟大力量。
我大胆，胡书，胡书的时候，出了伟大的作品。
严锋:你总是勇气很强啊。 《许三观卖血记》这样的话，简单地达到了极点，又重复了一遍，唱着三叹接近歌谣体的话，就更加随便了。 当然，那是纯洁透明的，而且有节制的随便。 没有实力，不敢写那种事。
馀华: 1980年代，我拔牙的时候，写得太多了，到了1990年代，换了道路，开始写长篇的时候，稍微小心一点，然后又放了。 现在成了“兄弟”。 这是大胆而危险的一步。
《兄弟》的现实寓言:与真相比，小说的荒诞就是小巫见大巫
严锋:“兄弟”由馀华1980、1990年代两种风格结合而成，例如在面对1990年代现实的积极描写李兰十年没有洗头的故事中，馀华以1980年代的象征和寓言手法复活了幽灵。 像“兄弟”这样极端的细节描写，其实是超现实的。
馀华: 20世纪80年代，我的人物是符号性的，形象是寓言性的，是“兄弟”，我现实地写了那个日本的垃圾套装——结果是寓言性的。
严锋:日本的垃圾套装时代，寓言在某个时代，文坛，不仅是社会时尚的历史，似乎也在写我们的文学史。
馀华:年轻记者问我为什么不写小号和裤管。 他看了《孔雀》、《青红》等东西。 小号是1970年代末，垃圾服属于1980年代。 从那个时代开始，除了崇敬物资之外，在我拔牙的城镇，裁缝不做中山服，换了衣服。 日本的垃圾西装流进来了。 口袋里有日本的名字，这一真实的事件，正面叙述了。 结果是抽象的，荒唐的
也有“处女大赛”，当然现实中没有这样的比赛，但是我看过很多像“醉酒美人大赛”这样奇怪的美人大赛。 现实是非常现实的！ 现实的叙述，不能像新闻报道那样点滴。 他需要团结力，荒诞无稽，超现实永远是小说的重要因素！
马克思在《百年孤独》中写道，可爱的女孩飞来飞去，他不会写话，挂在后院晒床单，他让可爱的女孩坐在床单上飞上天空——他在荒诞故事中找到了现实的理由。
中国古代的《搜神记》真了不起啊。 他说神们降天下地，下雨，刮风，几天没风，一群神急得不能上天，荒诞的故事需要现实的工具，这是中外文学的重要传统。
一个叫莎士比亚的人，他写到含冤的盲人大臣收到了平反的敕令。 大臣说:“即使上面所有的字都是太阳，我也看不见！ ——那么夸张，这么激动。
夸张的话是现实话语无法达成的力量。
严锋:我要谈谈《兄弟》开头的两章。 上面的李头窥视卫生间，正在争论。 原因是认为新读者是不可能的，李光头觉得不值得这样做的老读者太琐碎无聊了。 我为这两章辩护，作为那个时代的当事人。 窥视，那个时代，重大事件，严肃的命题，是不可避免的主题。 它决不无聊，它是普遍的真相，指极度贫困、压迫、辛酸，其中有深刻的悲剧。 这种臭味的窥视，如果只有我们这一代人能理解的话，就是历史的断绝。
馀华:“兄弟”的下半部分，持有道具的变态窥视，是另一个性泛滥时代的现实。 我用偷窥开辟了两个时代。 在窥视中发现了理解我们历史的入口。
严锋:窥视是典型的中国文化主题，是一种失去参与感、真实感的表现，是一种大规模的压制和不在场感的形象，其实窥视主题今天又以变奏的形式大规模地出现。 与上半部分相对应，“兄弟”的下半部分描绘了许多由今天的各种新工具实现的新窥视。 读起来有非常现实的感觉。 倒不如说，我们时代最大的现实是超现实。
馀华:是啊，你有了个主意！ 北岛多年后回到北京，他父亲告诉他，这里不像你离开的时候，除了骗子，什么都是假的。
现实令人难以置信。
我写“兄弟”是想尽量接近生活，我集中描绘了现实。 “兄弟”的上层环境，虽然只有一个阶级，但是成为了每天阶级斗争的下层，虽然有了阶级，但是没有人进行阶级斗争！
我写道，与不荒诞，而是现实的荒诞相比，小说的荒诞真实的魔女看到了大巫，后来变得无声了，现实给了我超现实，通过超现实，我又回到了现实。
严锋:在我小时候的农村，那个厕所比你的“兄弟”里的更夸张，露天有一个大坛子，上面有一间小屋，不仅漏风，而且还发光。
馀华:我父亲是医生，家里有医书，里面有那么大的女性生殖彩图，高中时是牛，男学生们都要求回家……
严锋:李光头《三鲜面》的原型，我们当时没有在网上下载三级电影，只好读《赤脚医生手册》的相关章节。
馀华:两个时代，从贫穷到泛滥，一切都是荒唐的，现实的。
“兄弟”雅俗之辨:时代的阅读兴趣转变
严锋:“兄弟”据说有通俗文学的味道……
馀华: 1980年代，在鲁迅艺术学院，马原坐在莫言的床上说:“为什么写了漂亮的故事不漂亮呢？ " "
我其实很擅长写故事。
说到雅俗，我反对两种观点
小说吸引人是通俗的，拒绝人的是千里之外的纯文学2，连故事都不会写的话，就不会写小说。 这一切都错了。
通俗文学应该有读者，纯文学应该没有读者，这样的定义是胡说八道，我见过放孙子到处露营，像王朔一样，记者牛不行，但记者还包围着他。 他之所以麻烦，是因为他被炒鱿鱼了。
我们应该如何正确地面对世俗事物呢？说到巴赫，巴赫当时只是管风琴演奏家，被所有宫廷音乐家视为最世俗的，但现在宫廷音乐消失了，巴赫变得古典起来。
严锋:你对雅俗的区别持开放态度，我认为比你过激，两者必然会合，下一代通俗文学代表着文学的未来。 当然，文学上真正成功的榜样还没有出现。 例如意大利的图标写“玫瑰之名”，他想融合雅俗，但在可读性上有问题。
文学的其他姐妹艺术有相当成功的例子。 看过美国电视剧《LOST》吗？其中惊险、神秘、恐怖、宗教、哲学、心理学、科幻，无论什么都已经达到雅俗的境界，我对美国电视剧有着特别的痴迷和敬意，比好莱坞强得多。 我认为这雅俗没有区别，是未来发展的方向。
我关心通俗文学的另一个原因是道德责任，现在只出现在俗文学中，纯文学避开了这些——这些鲜明的道德理想。
我在《兄弟》里，在你的小说里，看到了久违的东西，英雄——我一直爱英雄，认为塑造英雄是文学的责任，国家需要英雄，阅读神话。 美国文化总是塑造英雄。 这具有文化学、人类学的意义。 重要的是文学英雄应该是什么样的英雄，如果不是真实的话，真的能站起来，我觉得你宋凡平是能站起来的英雄。
李光头也是英雄，变种，畸形，怪人的现代英雄，象弗兰肯斯坦，科学怪人，他是生命意志的象征，是你“活着”小说主题的变奏和扩张。
馀华:有些评论家看了我的“兄弟”上部，断言宋钢是宋凡平的复刻版，他们怎么知道？ 当时我写的是《兄弟》的下部，宋钢和宋凡平不同，他只有一次胆大而死。
严锋:从家谱系的角度看人物关系。 宋钢和李光头都是宋凡平的继承人，身上有宋凡平的血脉，宋钢继承的是善与继承，李光头继承的是力量、势力、勇敢。
馀华:李光头是我最喜欢的人物，据说李光头是我。 不，李光头比我丰富多了。
有人说我写宋凡平是因为没有这么好的人。 我写的只有宋凡平死前两个月，他说这两个月很完美。
严锋:希望你能写出宋凡平这样的英雄。 别人写英雄可能会空虚，但你的馀华确实能写。 说到假大空，有比武侠小说更厉害的东西吗？天龙八部的乔峰，金色闪闪的完美，别人写来的时候一定完了，但是从金庸的手中，没有人认为那是假的。 钥匙是谁写的。
馀华:我写小说的原则，如果我自己不感兴趣的话，这部小说就完了。 作家完成作品的是读者，光投入是难忘的。 张艺谋拍了我的《活着》，据说是在给张艺谋写小说。 这是错误的，虽然不知道张艺谋是否会拍《兄弟》，但是小说不能像他们想象的那样为电影写。
严锋:文学未来的发展方向是通俗文学。 雅俗之分，本来是社会分工的产物，是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荷马史诗是通俗文学，“红楼梦”是通俗文学，莎士比亚的剧本是给平民看的，其中的俗语无处不在，只有解释这些俗语的词典有两个部分。
馀华:有人在白宫向马克思提问。 你认为最伟大的小说是什么？ 你觉得他说了什么？ “克莱斯特彻奇伯爵”他这个人在文坛上已经点了石成金，他敢这么说。
我儿子十岁，我叫他读大仲马。 他读了《三个神枪手》，说有本小说比《爸爸，哈利波特》更容易读。
文学的“俗气”是时代的潮流，也是阅读的要求。 我为了在《读书》里写随笔，1997年以后读了卡夫卡，结果看不见了《城堡》的开头，k遇到她后，才看到了一泻千里的1980年代，我看到了《城堡》，但是感兴趣。
我的兴趣变了吗？我觉得我的兴趣变得明朗了。 以前不会读学术书，现在能读得很好，我想我没有失去读的耐心。
20世纪的文学感谢前辈作家，为他们培养了很多有读书耐心的读者，我想法国的新小说们浪费了祖先留下的遗产，坐在了山上的天空。 在中国，这样的读者对读书的耐心浪费，向世代人显示:崔永元对我说，1980年代读过文学杂志，前两页都是风景描写，他也读过，现在只要两行不吸引人，就扔出去了。
时代的兴趣变了。
严锋:“克莱斯特彻奇伯爵”也是我的最爱，去年又从头到尾看了一遍。 上课的时候，我给学生讲述神话构造、人的原型、死亡和新生的象征，越讲越觉得这部通俗小说越辛苦。
馀华:卡夫卡的东西也有他的现实性。 北岛上次去布拉格，明确了卡夫卡城堡。 2004年，作家的主持人包被偷了，报案了，警察打牌了，没完没了，小偷受不了，为什么总是不放进去，就叫警察工作，结果小偷很快被释放出来，作家们被要求为翻译供述中立的婚外情
文学有足够的丰富性。 任何伟大的小说都不是空中楼阁，空中楼阁只是琼瑶小说，它没有生命力。
我认为，各种民族文化的接点是最强烈的，中国文化的杂交最强烈的是魏晋，最牛。
西方是中东欧洲。 那里的巴尔托克是唯一不用十二层作曲的人，他只在四层处于民谣状态，他说中东欧这个地方没有所谓民族民谣，匈牙利民谣传到罗马尼亚，50年后作为罗马尼亚民谣返回匈牙利。
馀华的音乐通感:缺乏音乐感的时代，历史感和时间感也被削弱了
严锋:用音乐比喻，1980年代的文章是申贝格式的先驱实验主义，1990年代是朴素的民谣体，成为“兄弟”，柏林式的喧闹、随意杂乱，我把人分成两部分，空间上的:如画家和雕刻家，时间上的音乐家和诗人，小说家等 这个区分可以用在你身上吗？
馀华: 20世纪80年代，我倾向于空间型，如“世间如烟”，但我开玩笑，只有犹太人写。 20世纪90年代，我的小说空间越来越小，时间越来越明显，时间型的“兄弟”，以积极的描写写了数十年的历史。
我认为时间型和空间型是题材的问题。 尤利西斯是典型的时间小说，狄更斯的《荒凉山庄》是空间型的，《宁静的董河》兼有两者。 这是作品故事的特征，哪个高度低，不看，完全看作品本身的品质。
严锋:我是色盲。 也许这是我喜欢时间小说的原因。 对旋律和节奏敏感，很快就能记住。
其实音乐也分为时间型和空间型。 时间型音乐，优雅节制，旋律鲜明，像孟德尔斯区。 空间音乐，如贝尔里兹，浓墨重彩，大大夸张，大声叫嚣，夸张。
我曾说过你的“活着”、“许三观卖血”很像民谣，但也有孟德尔逊式的优雅和节制，成为“兄弟”，除了时间性的记述，其强度记述还加入了各种各样的空间因素，出现了横向出现的奇怪、复杂、枝蔓延的东西。
馀华:孟德尔松是个不发达的好孩子，莫扎特也是个孩子，他是个坏孩子，贝尔里兹是个做了很多坏事的青年。
我写《许三观卖血记》时，风格单纯，里面的脏话很单纯，成了《兄弟》，里面的脏话比脏话脏。
严锋:我对馀华的特别期待是从音乐角度赞同。 空间化是现代人的一大疾病，我一直认为视觉的东西统一天下，生活也被分割为一个，空间化，历史感，时间感都消失了。 所以文学的危机也是时间的危机，不可思议的是，同一时间的音乐还很盛行。
文学应该更接近音乐，真正伟大的小说家，如果是隐藏的音乐家，肖邦的音乐评论，也许有5卷。
中国文学和音乐原本是结合在一起的，宋代以后，语言和曲子有分离、音乐化的倾向，直到近代，这个问题更加严重，似乎鲁迅不喜欢音乐。 到了80年代，北京的作家集体补充了音乐课，据说阿城当时是主要的推动者吗？
馀华:(笑)阿城什么都喜欢。 我听音乐很速成，朱伟带来了，但我很快就进去了。 我虽然不是色盲，但是画不进门，上次去巴黎的时候，卢浮宫绕了过去，给妻子们看了。 卢浮宫太大了，我累了
严锋:在当代中国作家中，你的音乐感十分突出。 像“兄弟”一样，空间化变得严重了，但音乐的节奏很强，音乐的耳朵是必要的。 例如，宋凡平对死亡的描写，虽然很严重，令人窒息，但其中还有一些声音说“你有好报告”。 节奏感很好的把握，绝对是音乐的感觉，这种不断插入的声音可以看作是对时间空间的参与，对时间空间的补救，或者是融合时间和空间的努力。
馀华:“霍桑”的赤字就是这样，神甫经历了那样的压抑、痛苦，小说的语调一步一步地向上推，直到死点，极其安静。
叙述有着美妙的神秘，只有在创造和读书的时候才能感受到，解释永远达不到。 音乐有简单的要素，小说不同，关于“战争与和平”，你能解释他的构造吗？ 基本的音乐作品，再大也不过3小时，听3次就能回忆起那个故事的过程。
我1990年代的那三个长篇，很简单，从音乐中偷了教师。
这几年不听音乐了，写了“兄弟”。 “兄弟”的下部写着兄弟俩的生活，其实和音乐一样，有高潮的效果。 萧士塔科维奇的《列宁格勒交响曲》，作为侵略者步伐的一节鬼子进入村子的音乐，非常壮观，向着高潮，然后以抒情短语结束——以沉重的推动，轻松结束。
一个作者倾斜了这一切，把作品推上去，难的是，不是太推上去，而是怎样结束。
巴赫的《马太受难曲》是清唱剧，2小时以上，旋律最多2首，独唱，合唱，不断变化，令人震惊。
瓦格纳的音乐非常壮观，7日演出7夜，让瓦格纳着迷，他知道该如何画画，从瓦格纳的音乐中听到前所未有的宁静，说颜色的宁静也应该是最轰动、最巨大的。
梵高是个疯子，瓦格纳也是个疯子，所以从轰鸣烈烈的音乐中听到空前的宁静。
读完托斯托耶夫斯基的作品后，依然是一种宁静，在巨大的轰鸣声上建立的宁静。
“兄弟”争论中的“人类不太承受真相”
馀华:我更加重视普通读者对“兄弟”的反应，他们没有偏见。
有些女读者讨厌李光头这个人物，那是从她们自己的角度来看的。
小说中的一切成为了历史，人们才和平了——认为这与我无关，进入了更加公正的读书态度。
一本小说，往往相关读者不能接受。 在新浪对“兄弟”的上半部分进行了调查，大陆的读者中有十几%是否定的，来自海外的100%赞成，是因为距离很远。
最可怕的读书是集体相互作用差的影响，个人读书多，有自信的读者少。
读书是一个系统，引进系统以外的只有病毒。
我想“兄弟”的下部出来，有些正人君子可能出来。
不接受“兄弟”的人们，想起了艾略特的诗。 “鸟儿说，人类不太能容忍真相！ 记住“”鸟儿说的话！
作家总是犯经验主义的错误，总是高估公众的真正忍耐度。 马克思最近的小说，恐怕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被称为“我的妓女生活”，和男人谈论了500多名妓女。 其中，这个男人为什么不结婚，男人回答，妓女们没给我时间的场面在小说发表后。 西方社会是批判性的声音，马克思说这部小说如果20年前写的话，我自己也要批判，现在比我的小说脏得多的事情每天都发生，他们为什么不接受呢？ 这是马克思盖的！
有一种说法。 同时代的人无法理解你，艺术的最终决定权在时间之手。 今天情况变了。 卡夫卡今天没有埋没，今天人们的读书爱好和眼睛比过去好。 接受教育的人变多了，接受不同作品的人变多了。 作品破坏了空间的制约，传播极快，一旦发现好的作品，就可以流传。
《兄弟》上下出版，不是我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第一本，当时的《李自成》是一卷一卷出版的，我们的错误是发行量达到40万人，说我们发行4000册的话，没有人说话
有人说我是作家明星，他们不知道历史。 狄更斯写着“老古董店”，利物浦比伦敦连载晚，结果迪更斯去了利物浦，数以万计的人在码头等着他，问莱昂内尔是不是死了
数万人！ 今天的摇滚明星需要数百人接续，是社会新闻。 谚语
今天，在拉美，数以万计的人来听诗歌朗诵，听他们朗诵，喜欢诗集，买不起诗集。
马克思住在墨西哥。 在家乡的哥伦比亚，4000美元以上的财产是绑架的对象，所以他不回去了。
但是哥伦比亚真是文学的好地方，马克思写了“百年孤独”，写了两年，妻子堆了很多收据，小说卖了几千本，不知道能不能还债。 结果初版销售了一百万册。 哥伦比亚的人口是1000万人，是那样可爱的女孩子能飞的小说，哥伦比亚的司机对马克思说没有见过这样真正的小说
美国书店每天都有朗读会，这是作家对出版社的义务，一般只来几个人，印度作家来朗读，印度裔美国人有400人以上，高低不同，在书店前年排队，一个人买一本等签名。 印度最近有很棒的文学。
这些地方的读书很生动。
中国的读书需要吸引这样的读者。
本文原刊《小说界》2006年第三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