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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山西省政协办公厅机关党委副主任邢艳军过生日时，在自己组建的公务员训练小组中向小组成员索取红包，发表说“没有祝福语的人请早点退出小组”。 目前，山西省对邢艳军进行严肃处理。
最近两年，被微信红包处分的不止邢艳军。 今年5月江苏省徐州市云龙区翠屏山街道原党工委委委员、人武部部长周玉松从某村民那里收到微信5000元，加上其他职务不端问题，受到党内严厉警告处分的2月21日，浙江一村主任自我推荐者在微信群中向自己的村委主任推荐了60个百元红包， 2016年8月，被行政拘留的7日被罚款500元，自我推荐者资格被取消，安徽粮食站副站长收到了21个200元微信红包，为粮食商提供了方便的“双开口”……
频繁出现的官员利用微信获利，滥用职权的现象严重损害了公务员的形象，社会影响很差。 那么，这个“微腐败”是如何处罚的呢？在监督管理方面应该注意什么样的问题呢？ 记者采访了专家。
能否认定受贿和受贿需要看具体情况
微信红包隐蔽性强，面额小，送礼者常以人情世故、礼尚往来为名，容易使党员干部放松警惕。
2014年9月，时任中央纪委副书记、监察部部长黄树贤称，中纪委将“利用电子商务提供微信红包、电子礼物预付卡等”列入“反四风”的搜查范围。
据记者介绍，微信腐败多发于基层干部之间，其中以收发红包为主要方式，这种腐败与受贿有什么区别呢
北京大学廉政教育中心副主任庄德水表示，受贿是法律的概念，需要考虑其构成要素，能否认定受贿和受贿还需要看具体情况。
“第一要看金额的大小，第二要利用职权谋求私欲这两个条件是必不可少的。”庄德水认为，接受红包在金额上还没有达到受贿的程度，但是日月在一定程度上积蓄的话，就有可能成为受贿犯罪，这一点不能一概而论。
微信引起的腐败容易调查
说到处罚问题，庄德水认为“微信红包”本质上和现实的红包一样，处罚也适用现行法律。
庄德水说:“管理红包本身就有很明确的规定，对于红包，无论什么样的性质都是接受礼物和礼金的行为，因此在具体的执法中，可以根据现行的法律法规进行处罚。”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理条例》第八十三条规定，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礼品、礼金、消费卡等，情节轻的，给予警告或严重警告处分的，撤销党内职务，或留党看待处分的，给予开除党籍的处分。 ’他说
庄德水表示，微信的腐败被通报，在调查方面非常简单。
“整个调查比较简单，是以电子化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有了通报，只要调出相关的红包发行记录和收据就可以得到证据。 从搜集证据的角度来看，比普通的现金回收腐败调查要简单，证据也很充分。 他说。
据北京宇航大学廉研和教育中心副主任杜治洲介绍，可以在微信的背后查阅相关聊天记录，微信屏幕截图和聊天记录是法律证据。
“现在是网络普及的社会，电子证据是非常有效的法律证据，其法律效率非常高。” 杜治洲说。
使领导干部意识到接收微信是违纪行为
此前，天津市委组织部制定了《部门党员干部严禁微信“十严禁”行为规范》，特别是严禁利用微信组织“有关网”，严禁在微信中讨论领导和同事的品头，可能利用微信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微信
其实，这样的规范不仅在天津，在全国各地也相继发表。
杜治洲认为，这种做法是有效的。 “这是严格党派采取的非常具体的措施，如何执行需要在后台进行监视”。
他说:“微信红包腐败的影响面很广，性质更差。 监督管理不仅要鼓励举报，加大处罚力度和教育也很重要。
“传统的一对一贿赂，只有少数人知道。 微信红包形式广泛，传递速度非常快”杜治洲提出“应加大通报力度，保护通报人员，鼓励大多数人通报“微信腐败”。 同时，加大处罚力度，处分尽量以高、严格的标准执行，如果能给予他更高的处分，应该给予更严厉的处分，也应该通过通报、宣传给当事人教训，给予别人恐惧。 他同时强调，通过网络平台的监视也是一种有效的监督方法。
“例如，微信红包(单体)不得超过200元。 事实上，微信红包腐败的规模有所限制，将来在这方面可以考虑”杜治洲警告说“规模、限额超过一定数量时，不仅一次金额不得超过200元，总数也不得超过一定数量，可以管理平台”。
在监督方面，庄德水认为，微信红包腐败比普通腐败更难发现，监督重点也应放在关口前，在加强对官员的教育方面，普通监督、媒体监督不是最有效的方法。
庄德水表示，“对于监督来说，重点不是收发本身，而是先行的条件。”庄德水表示，前置性是在关口之前，要求领导干部通过微信要求红色的包，接收本身是违纪行为，是违纪的红线。 把关键转移到领导干部的视线上，确立他们自己拒绝红包的理念是监督的要点。
声明:本论文由微信号公众编号“检察日报”(微信号ID:jiancharibao )在此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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