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来源:《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2年2期
转身:第一哲学家
西方科学文化源远流长，深深扎根于西方人文文化之中。 从结构上看，西方科学文化不仅包括技术、实证、数学、逻辑形式和形式，还包括科学精神、理念、理想和价值观等形式和上层次。 如果说前者构成了科学文化形而下的“体”，那么后者就构成了科学文化形而上的“灵魂”。 [1]完全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根源，必须包括这两个层面的文化渊源。 怀特海说，西方现代科学不仅源于希腊，也源于罗马。 [2](P22 )另外，西方科学文化的形上层主要来源于包含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逻辑斯(希腊语:λγο，英语: Logos )，西方科学文化的形下层主要来源于包含在古罗马文化中的努斯(希腊语: VO，英语: Nous，拉丁语: intellectus )。 包含在古希腊文化中的逻辑斯和包含在古罗马文化中的努力，是理解西方科学文化的两个原点。
一个
科学文化的形式上包含着许多理想的追求，其核心是系统探索自然规律的合理思考。 与巫术、宗教、神话等前科和非科学人类文化不同，科学文化的理性核心首先包括在宇宙表面无序多样的现象下，存在普遍、统一、稳定的秩序和规律的基本形式信念。 其次，在宇宙的实际运行中，起决定作用的不是超自然原因，而是物理原因，因此人类能够理性地探索支配自然运行的物理原因。 [3](Pvii )最后，理性理解的自然知识能够通过语言得到有效的沟通和沟通，理性知识能够超越人们自身的局限性。
西方科学文化的上述形而上的信念不言而喻，不仅仅是现代自然科学取得的巨大成就所确立。 实际上，古希腊哲学的核心概念逻辑各个方面都表现出西方科学文化的形而上层的基本原型。 逻辑各类是意义非常复杂和丰富的概念，包括语言、陈述、意义、法则、陈述、定义、解释、计算、比例、推理、理性等。 通过对逻辑概念的周密分析，发现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含义
第一，罗戈斯在宇宙中建立了普遍有效的本体秩序和规律。 海格力斯最初把逻辑科斯的概念提高到抽象理论思维的高度。 明确表示“逻辑各位永远存在”，“应该遵循普遍共同的东西。 逻辑学是共有的，但是很多人认为是活着的。[4](P11-12 )对赫拉克勒斯来说，逻辑戈斯是支配包括自然世界和人类世界在内的宇宙的普遍法则，这个法则在时间和空间的变化中不会变化。 但是，尽管逻辑各斯是普遍的，海格力斯悲观地认为，尽管人类不否定知道普遍规律的可能性，但很多人不兴趣知道宇宙的普遍规律，普通人的狭隘视野和自以为是的想法使他们无法理解逻辑各斯的智慧。
其次，逻辑各斯确信人类的智慧能够超越自己的有限性掌握宇宙的各种规律。 海克力士虽然对普通人的理性没有自信，但并不主张用超自然的力量来解释宇宙。 “这个“秩序化”世界是所有存在者的共同之处，它不是任何神或任何人创造的”[5](P41 )海克力斯对于理解逻辑科斯的理性能力持悲观态度，但仍然是少数卓越者的智慧和理性有理解逻辑科斯的能力 人类掌握逻辑的合理能力，在班门尼的哲理诗中得到了更加明确的肯定。 巴门尼德利用真理女神的嘴巴说:“必须理论性地判断我说的非常困难的检查。” [6](P38 )成员节点的哲学思想中混杂着宗教想象和诗歌的神秘比喻，但他的形而上学在获得真理和智慧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与赫拉克勒斯富于诗意和暗示的箴言不同，在成员尼的哲理诗中随处可见严密的推论论，人类理性的推论能力被成员尼提升为可以裁决上帝话语的形式。
成员尼德理解的逻辑各斯还保留着超自然的神秘要素，但随着智者派在希腊哲学中兴起并广泛传播，逻辑各斯的概念更加世俗化和自然化。 普罗哥拉将人类理性认知的界限划定在神的事务之外，“关于神，不知道他们是存在还是不存在[7](P81 )。 在与宗教信仰非常相似的不可知论态度下，贤者派主张将理性放在与人有关的现实问题上，但逻辑学知识并非只有少数人才能通过的智慧，任何受过系统训练的理性公民在遵循逻辑学法则的条件下，都能成为很好地控制听众感情和反应的雄辩家。
第三，逻辑各斯为人类使用语言进行自由开放的理性交流提供了本体论辩护。 通过逻辑各个方面的理性交流，人类能够超越自己。 贤者派很大程度上去除了逻辑学的神秘色彩，但贤者派的相对主义立场阻碍了真理和知识的追求。 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确立发展起来的理性主义哲学严厉批判了智者派对逻辑各层次的相对主义理解。 苏格拉底的哲学对话为人类知识的合理交流树立了卓越的榜样。 在柏拉图，语言逻辑戈斯与知识密切相关。 “真实信念和解释(逻辑戈斯)是知识，不解释的信念不在知识范围内”[8](P737 )柏拉图充分肯定语言中逻辑戈斯提供的解释是知识的一部分，人类语言是理性交流和知识讨论的有效工具。 亚里士多德还认为，人类交流的基本单位是表现逻辑各斯的词语，这个词语通过两种方式与世界有关。 是指把句子中的词汇结合到实际的事物上，通过句法上的谓语结构反映事物之间的相互关联的方式。 人类语言所指的实体可能在不同时刻具有相反的性质，但“人们根据事实本身的存在和存在来判断命题的真实与虚假[p12](p12 )，因此逻辑各斯表现的真命题并不具有矛盾的性质，智者的诡辩往往是将语言结构和其功能混淆的结果。 通过以逻辑诸斯为联系语言和真正本体的桥梁，古希腊理性主义哲学家们为人类在形而上的层次上使用语言进行理性交流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对于希腊哲人来说，使用语言的交流与他们自我超越的人性追求和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海格力斯相信理解和把握逻辑智慧，能进一步提高卓越者的灵魂，使其存在价值远远高于无知者。 亚里士多德表示，逻辑各斯的思想活动必然要运用理性，“理性是我们中最高贵的”，它给人类带来比战争、政治等实践活动更完美的幸福。 理性的思辩活动是“高于人的生活”。 人不应满足于自己的极限，只要追求有限的世俗事物，理性的思想活动就应该超越人性的极限，“尽全力争取不朽”[p226-228]。 因此，与逻辑群体的合理交流和自由开放的对话，深深扎根于古希腊哲人超越自己的形态追求之中。
希腊哲学的逻辑各斯已经明确地包含了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形而上的信念。 然而，逻辑科斯的概念不是无缘无故产生的。 海德格尔指出，逻辑学的意思需要从λεγειν(道路和语言)得到，但从原来的意思来看，λεγειν是德语动词“legen”所指的。 在“legen”中占支配地位的是“集聚”，也就是拉丁语的legere，也就是从吸收和集聚的意义上选择的“采集”。 [11](P221 )逻辑学的概念是希腊哲人从丰富的文化实践中选择的思想精髓。 逻辑各斯中关于西方科学文化的形而上的意义深深扎根于古希腊文化中，使古希腊文化成为孕育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形而上的摇篮。 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受逻辑学影响的古希腊文化确立了理性宇宙秩序的本质信念。 古希腊也有各种天灾人祸造成的文明无序和社会混乱的历史，希腊人经历了战乱和自然灾害中最深刻的无序经验，真正激励思想上的古希腊人探索宇宙的秩序，荷马和赫西奥多斯的诗作为希腊文化提供了新的秩序感。 赫西奥多斯的《神谱》系统地整理了希腊神祇关系谱，追忆着神圣的事迹、秩序的光辉和荣耀，唤起了希腊人对神圣秩序的信念。 荷马的两部伟大史诗《伊利亚斯》和《奥德赛》反映了当时希腊城市国家政局的混乱和道德失范。 通过有意识地将希腊诸神的参与纳入这段历史记述中，荷马致力于“把本来没有意义的事情提高到有秩序的行动中”。 [12](P173 )由此，古希腊人的生活和文化再次获得了意义和活力。 尽管荷马和赫西奥多斯的诗歌充满了神话和宗教的色彩，但他们为古希腊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必要的秩序感，为对科学自然秩序和规律的形式上信念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荷马之后的希腊剧作家埃斯克罗斯、索福克斯、欧里皮德斯等人创作的悲剧进一步加强了他们对世界秩序和纪律的信念。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爱奥尼亚的自然哲学家是荷马门徒可以钦佩的子孙[13](P225 )。
正如爱因斯坦指出的那样，希腊戏剧表现的“命运和天数与因果原理不同”[p434]。 古希腊神话、诗歌和戏剧反映的世界秩序和纪律观念与理性可把握的自然因果律还有很大距离。 但是，古希腊文化不仅仅是对这种世界秩序的神话理解，还受希腊史学家和哲学家的影响，形成了合理的宇宙观。 古希腊文明形成于沿海城市国家，希腊城市国家有一定程度的不同宗教传统和习俗。 公元前5世纪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和施基德强力摆脱神权历史观的束缚，重视发现“真理”，以研究方法重视历史证据的收集，尽可能客观公正地描述存在于不同城市国家的人类活动，从人的角度对人类活动进行合理的解释，对西方文明进行科学的历史 [15](P48-51 )希腊史学重视事实和证据的态度和精神，宗教信仰不仅是排他性教义坚持的唯一“真理”，而且客观地揭示了受都市国家不同风俗影响的人类文化产物，大大削弱了古希腊文化中宗教信仰的权威。
前苏格拉底的自然哲学家积极改造希腊神话理解的世界秩序，泰勒斯等自然哲学家用水、煤气、火等自然要素说明宇宙的本源和发展，努力将神话的逻辑各项置换为理性哲学的逻辑各项。 毕达哥拉斯学派“万物皆数”的思想为古希腊文化理性世界秩序的信念提供了更重要的支持。 毕达哥拉斯将哲学的目标定位为“从道德上精制和净化宗教观念的世界”。 他站在合乎时代进步和革新的立场上，对抗诗人们的宗教[16](P29 )。 毕达哥拉斯通过数学的抽象化，为世界秩序找到了合理的理解方法。 毕达哥拉斯从万物中探索数学本质关系的思想，在希腊社会文化实践中有着深刻的根源。 数学在古希腊建筑技术中不仅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艺术中占有重要地位。 古希腊竖琴演奏者发现，通过在特定的地方按住弦，或者改变弦的振动部分的长度，可以演奏不同的声音。 如果振动和非振动弦的比率合适的话，就会产生舒适的和谐旋律。 毕达哥拉斯学派关于数字和谐比率的思想很快从音乐传播到雕塑、建筑等艺术领域，并从世俗世界走向天上世界。 天球不仅被推测为“按音程法则排列”，行星的运行也遵循宇宙内在的数学法则发出神圣的天体音乐。 毕达哥拉斯主义相信天上的神圣领域和地上的世俗文化都遵循数学知识反映的理性关系，在这种理性关系中，人的灵魂和整个宇宙实现完全的和谐状态。
二是强烈推荐受逻辑影响的古希腊文化追求自主独立和自我超越的人生理想，为西方科学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西方科学文化认为理性能把握自然规律的前提是肯定人性面对命运的自主力量。 希腊诗人在其诗作和戏剧中经常提到人力的有限性，但像尼采一样，由于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的共同作用，希腊的悲剧不是把希腊人逼入宗教狂热，而是在艺术美化世界和人生的过程中，超越了希腊人所感受到的“最细腻、最悲惨的痛苦” [18](P28 )古希腊悲剧英雄不屈服于过时的习俗和旧法律。 他们以“最伟大的人自行立法，完全自治”为人生目标[19](P40 )。 为了实现理想，他们不惜粉碎传统秩序设立的各种障碍。 希腊悲剧性的英雄经常以与古老的传统习俗和命运的斗争而失败和死亡告终，“伟大的心灵在忍受苦难和死亡的时候，使痛苦和死亡升华到了新的境界”( p202-203 )。 古希腊诗人歌颂悲剧英雄，肯定了人性在困境和苦难面前反驳的伟大力量。
希腊诗人高度评价人类的自主性和积极性，不能脱离古希腊文化的整体基调。 希腊人也经历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动荡和自然灾害带来的苦难，深切感受到了人生的无常和死亡的近似，但希腊人并没有因为不能忍受现实的苦难而逃到心灵的世界，在宗教信仰的心灵修行中寻求解放和慰问，“幸福地生活，认识到世界的美丽和其中产生的无限的乐趣 对希腊人来说，“不知道喜悦的人也应该不知道痛苦。 情绪低落的人似乎不知道喜悦和悲伤。”. 希腊文化反复描述了人生的痛苦，“希腊最黑暗的时代，希腊人从未失去过生活的品位。 人生永远奇妙快乐，世界永远美丽，希腊人永远活在其中快乐[21](P15 )。
希腊人的人生观不仅尊重自主和自由的乐观精神，而且充满了尊重自我超越的竞争精神。 尼采说:“希腊文化的成果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存在着很多以竞争模式为基础组织起来的通道……同时培养出来的不仅是获得胜利的欲望，还有正当竞争的欲望(包括尊重自己的竞争对手和尊重规定比赛条件的建立等)。 [22](P11-12 )奥运会精神极大地激发了古希腊人超越自己的极限和人性极限对人生的追求。 在遵守这种合理规范的前提下，在既定领域以超越前人和自己的形式追求，也是现代科学文化发展的主要动力之一。
其三，受逻辑性影响的古希腊文化发展了民主理念和精神，进一步加强了西方人通过开放交流讨论解决学术问题的自由信念。 科学知识的兴起和发展离不开自由开放的语言对话和信息交流。 希腊人对逻辑性正面合理对话能力的信念在民主政治理念中逐渐形成。 雅典民主理念确立了培养国民自由开放对话能力的重要信念。 只要实际条件允许，“任何人都可以就包括国家自身应该如何管理的重大事务发表意见”，支持个人意见的依据不再是传统，“援用传统远远不够信仰和实践性辩护”，合理的哲学、医学、数学有效地辩护政治意见的正当性。 [23](P197 )雅典民主的理念和政治文化实践，开辟了比较自由合理地讨论思想、交换意见、交换信息的公共空间。 在这个合理对话的公共空间里，人们在科学知识、政治法律、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方面比较自由地公开了新观念，学者以开放的心态吸收新信息，与相关领域的其他学者自由对话的能力也大大增强了。 本文引自《设计与哲学》，ID:PhilosophyDesign
胡塞尔指出，以苏格拉底和柏拉图为代表的古希腊哲人，基于生活世界的哲学反省，终于创造了新的文化。 在这种文化形态中，教导“人为真正的“纯粹”人文化的最高可能条件是获得真正的科学。 真正的科学是提高其他真正文化的必要手段[24](P44-45 )。 也就是说，古希腊文化通过强调逻辑学反映的科学形上意义，为西方科学文化培养了“仰望星空”的精神品格，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形上层建设了第一座大楼。
二
西方科学文化在不断认识和改造经验世界的过程中成长起来。 因此，其形状和下级具有相当强的实证性和功效性。 科学文化的形而下水平主要被认为是围绕认识和改造经验世界的实践理性的展开。 具体来说，第一，科学理论通过实验证明的经验演绎出的假设，包括实证或修正这三个内容；第二，通过技术改造经验世界，改善人的生活环境；通过成熟的社会建设，加强同一或相关研究领域的科学家之间的智力合作，提高科学研究效率。
西方科学文化的形而下的信念可以追溯到古典哲学中的努斯概念。 [25](P45事实上，努斯这个词原本指的是心灵，是感觉、思想、感情、意志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主体。 它主要在以下三个层面培养了西方科学文化的形式和观念
第一，努力肯定知觉在人心和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为科学的实证研究提供了思想基础。 荷马的叙事诗中理解到，努斯“通过形势的表面特征，明确问题中潜藏的真相”。 因此，努力不能与知觉的洞察力分离，荷马与人类行动计划的对象化相结合。 [26](P666 )通过成员节点将努斯的概念抽象化为“思维”或“理性”，阿纳萨戈拉从本体论赋予努斯第一原理地位。 阿纳库萨戈拉声称努力是支配宇宙万物秩序的终极源泉，强调“永恒的努力确实存在于其他一切存在的地方”[27](P302 )。 在努力的概念引导下，理性原则渗透到反映事物运动变化的知觉经验中，感觉经验在变化过程中受努力反映的理性力量的支配。 因此，努力为科学理性认知与知觉经验的结合创造了条件。
第二，努斯强调了改造世界的实践理性。 阿纳库萨戈拉将努力理解为支配宇宙万物运动的理性力量，意味着努力不仅与认知世界的知觉经验密切相关，也与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密切相关。 亚里士多德的哲学中，努力更加鲜明地体现了面向实践的能动性。 亚里士多德常常用“努力”来表达“理性”，是支配宇宙和自然的原始形态之一。 但是，理性是“通过思想上的参与来思考自己……在理性的一切中，使活动比其他人神圣[28](P295 )。 努力的实现活动不仅意味着认知和思想，还意味着推进事物变化的改造实践。 因此，努斯支配着改造世界的技术。 亚里士多德表示，经验和技术有很大区别。 经验是一种特殊的认知，技术以普遍的经验为基础，有技术的技术人员比依靠感觉的工匠更受到尊敬。 因为前者知道更多，有智慧，技术可以通过理性传达给他人。 因此，受理性支配的“技术比经验更接近科学[29](P6)。 亚里士多德的努力概念强调了改造世界的技术中蕴含的理性方法和理性知识，在西方的技术思想中添加了强烈的理性色彩，超越了依靠直觉经验的原始工匠的传统，为现代科学所需的理性技术经验的兴起提供了成长的肥沃土地。
第三，努力确立了合理合作的社会责任感和共同体意识。 作为宇宙万物运动的推进者，努力也影响着人类社会事务的运营。 人类社会事务的运作依赖于构成人类社会的个人成员，对于一个人来说，努力意味着内心，这深深影响着古人对自己身份的理解。 在古典时代，个人自我心的形成和发展，离不开都市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 正如亚里士多德说过的，“人天生就是政治动物。 ’30 ] ( p6-7)努力独自实现自己，就必须使该人的生活完全改善。 完善既体现在一个人对宇宙永恒秩序的科学追求上，也体现在一个人构建良好生活秩序的实践智慧( phronesis )上。 努斯对宇宙秩序和城市秩序有着共同的关注，构成了人类善良的不可缺少部分，加强了人类合理合作的社会协同性。
努斯的概念起源于古希腊哲学，尽管已经成熟，但古希腊并不重视整体努斯所蕴含的科学文化形态和下层水平。 作为重视实效的文明，罗马文化最大限度地发挥了努力概念内涵的实践理性，在西方科学文化的形式和下层建立了基础
首先，受努力影响的古罗马文化提倡修身的精神实践，充分肯定了经验研究的重要性。 斯托尔主义者主张哲学的关键不是抽象理论的教义，而是关于生活技术的“实践”。 [31](P82-83 )学术研究作为生活的实践，不是表现博学的修饰，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以人为主体在实践生活中的存在方式。 伊壁鸠鲁认为，包括哲学在内的学术探索是为了培养心灵的真正自由而成熟的人。 一个人的心灵自由意味着他没有恐惧和迷信的权威，可以肯定自己经历的喜悦。 自然研究表明的经验知识是“面对自然，人们能够将神灵和世界上一切事物教导的充满恐惧和担心的主体变成自由的主体”，“发现自己中不能改变的、极其安静的快感的可能性和资源”。 自然研究的重要性特别体现在生理学和医学的经验知识中。 “向能理解的人预言自然的真理，他们就会改变他的生活方式。 以上是生理学家自由和艺术的依据[p256-257]。 罗马文化从伦理实践的角度，反对文本封闭的教条主义，为基于经验的学术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辩护。
其次，受努力影响的古罗马文化，以积极运用技术改造现实的实用态度，培养了西方科学的实验精神。 科学实验并不单纯被动地反映自然现象，“实验报告通常不是预先存在的现象。 实验产生了现象[33](P59 )。 科学实验依赖于人类根据理论和实践的需要，对自然现象进行有意识的改造和干预，因此科学实验反映了人类用技术改造自然的实用思路。 罗马文化以实用为目的，吸收了一部分希腊科学知识遗产，征服了难以支配的大自然，改善了罗马人的生活。 罗马人的突出实践才能表现在他们利用现有的资源和科学技术规划管理城市，开拓福利设施，建设交通的重要道路上。 也许是因为罗马人无限追求征服和超越野心，罗马文化特别喜爱巨大而美丽的建筑物。 由于建筑和其他工程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很高的要求，罗马人的技术不仅仅停留在凭借直觉和个人经验的工匠水平上，而且具有很高的理论水平和组织管理水平。 为了保证技术和工程的精度和质量，罗马人将抽象的数学知识和方法积极应用于具体的技术和工程问题。 西塞罗表示，希腊人数学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而罗马人却将此技术有效地应用于测量和计算。 [34](P84-85 )由此，数学思维方法相结合的技术实践对罗马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最后，受努力影响的罗马尊重普遍平等的政治和法律思想，为科学社会建设奠定了必要的思想基础。 古希腊文化由多个城市国家组成，根据文明程度，古希腊人将自己与城市国家以外的“野蛮人”区别开来，两者之间不存在平等的权利。 在都市国家中，只有少数被选中的都市国家公民才有平等的权利。 罗马是一个世界性的帝国，在其政治思想中“关于普遍性和普遍性的理念，意味着世界性的人类，他们中的所有人都有共同的人性……所有人、奴隶、外国人、野蛮人都应该平等[35](P185-186 )。 罗马主张全球平等的政治理念，主要受益于苏门答腊主义。 在努斯的概念的影响下，苏门答腊主义中，宇宙普遍受到受理支配，宇宙的普遍理性把自己的一部分分成了人类理性的灵魂。 每个人在一定程度上都有宇宙的普遍理性，但这种程度的差异并没有抹杀理性的共性。 罗马的“哲人王”马可·阿勒里说:“如果我们的理性部分是共同的……我们都是同一类型的市民，是政治团体的成员。这个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是国家。 ’36 ] ( p30 )
在这一理念的影响下，罗马基本上毫无种族偏见地引进了许多被征服民族的人才，使不同民族的艺术家、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在政府的组织管理下，在工程问题和其他学术文化实践上有效地合作，大大促进了不同领域的技术和思想交流合作。 并且罗马人以严格的纪律观念说:“他们更加深刻地接受法律和秩序，是他们心中最深的[p37](p134 )。 罗马文化尊重法律，建设法制，进一步提高了工程研究社会组织管理的效率。 因此，罗马文化为构建现代科学共同体提供了宝贵的思想基础和实践经验。
尽管罗马文化总体上忽视了科学文化的形上缺陷，但从实际中运用技术和实验探索自然和社会，在社会中建立高效合理合作的学术共同体是成熟科学诞生的必不可少的条件。 罗马文化的实用方向是积极运用抽象知识和理论来解决实际问题，还出现了塞罗、卢克劳斯、普林尼斯等推广希腊科学的思想家和学者。 [38](P144-147 )这些罗马学者结合当时的具体社会文化问题，在科学知识的理论和方法等方面的传播，对科学文化的实证性和实用性等形下层面的内容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深深地影响了很多有学识和思想的西方人的心灵。 也就是说，古罗马文化通过强调努力反映的科学形式和意义，为西方科学文化培养了“踏实”的精神品格，为西方科学文化的形式和水平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
如上所述，科学文化来源于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 其中，科学文化的形上层主要来源于古希腊文化中包含的逻辑诸斯，而下层主要来源于古罗马文化中包含的努力。 古希腊文化所包含的逻辑学中多少包含着科学文化形而下的萌芽，但古罗马文化所包含的努力也并非完全没有科学文化形而上的追求。 然而，古希腊文化所蕴含的逻辑性总体上对形而下的实践活动缺乏必要的关注，古罗马文化所蕴含的努力总体上对形而上的理论思索缺乏充分的关注。
“科学在创造物质文明的同时，创造精神文明的科学在追求知识和真理的同时，也在追求人类自身的进步和发展。” [39]“只有在形状上和形状下两个层次上构成有机统一，才构成了活的科学文化”[40](P89 )，但是古希腊文化中包含的逻辑诸斯和古罗马文化中包含的努力各不相同，没有培育出完整的科学文化。 文艺复兴运动通过创造性地继承古希腊文化和古罗马文化遗产，建设性地整合其中包含的逻辑各斯和努力，在新的人文文化中结合对形上层世界秩序的信念和形下层实证知识， 将形上层人对自我肯定和自我超越的人生理想与形下层世界认识和以世界改造为目的的实用精神相结合，形上层自由开放的思想交流与形下层平等高效的学术社会建设相结合，融合逻辑各斯的“仰望星空”精神品格和努力的“踏实”精神品格，有力推进和促进西方科学文化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