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唐修哲
我在外记者的一生从头到尾都在莫斯科度过。 我经历了苏联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大国的兴衰和解体，听到了在留国人民对社会变迁的种种议论和感慨。 年的古希的我，感谢在人生中能有这样的经历，并且多年从事在外记者的工作，觉得没有浪费这个人生。 第一次茅庐后渐渐成熟，尝到了驻外记者的酸甜苦辣。 回顾过去，有很多想法，“十要”和“六勤”感到有必要由在外记者服从。
能听就能说。
在国外当记者要先通过外语关口。 出国之前，我只学了八个月俄语。 莫斯科大学新闻系的第一堂课是古希腊罗马文学史，老师发声绘画，但我们从未接触过希腊、罗马文学作品，记得俄语词汇极为贫穷的中国同学像傻瓜一样坐在教室里听。 下课后，我脑子里只有俄语“文学”一词，课堂内容基本不知道，课外要向苏联同学求助。 之后，无论是班论文还是实习时写的稿件，大部分作品都要委托苏联的同学和报社的编辑修改和润色。 当然，俄语词典是我形影不离的好助手。
只有懂俄语和俄语，才能在苏联进行采访活动。 随着时代的变迁，带着翻译进行采访的在外记者很少，所以不管是在学习还是从事在外记者的工作后，学习外语都是不可忽视的。 第一次在新华社莫斯科分公司工作时，我曾与首席记者访谈过着名的莫斯科“三山纺织联合公司”，接待我们的工厂负责人滔滔不绝地介绍了我们的新产品。 与介绍相关的一系列专业术语远远超出了我的俄语知识范围，回到分公司后薮助词典只好根据录音整理。 类似的事例不胜枚举。
后来的实践表明通过“外语关”只有勤奋学习。 多读，多听，多写，多问。 经过多年的日积月累，终于可以用俄语自由采访，用俄语写稿子，到了困惑的年头，苏联中央电视台可以用俄语和节目主持人对话了。 有趣的是，在外记者仅仅把握在留国的语言是不能安心的。 知道的外语越多，对工作越有利。 我对没能学好英语一直感到遗憾。 记得有一次，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沃伦佐夫为外国通信社驻莫斯科的首席记者召开了嘘声会。 我也被邀请了。 副外相用英语和坎昆说话，场内不提供俄语翻译。 我不懂英语，所以一辈子都忘不了坐在那里，错过了知道驻扎在国家的外交政策的机会。
2不要害怕困难
赴苏联留学的学习生活十分艰苦。 新闻课又重又宽。 从俄罗斯新闻史到世界文学史，从共同党史到政治经济学，从语法修辞到报纸文章，从班级论文到毕业论文，从班级讨论到报社实习，所有课程都压倒了我们中国留学生。 但努力不懈，刻苦学习，终于为终身新闻工作奠定了必要的基础。
采访不是件容易的事。 我最初的采访是在莫斯科的“红无产阶级”车床工厂的工厂信息实习时进行的。 主编派我到车间采录了批评金属浪费的稿件。 人生不成熟，不懂车床生产知识和俄语专业术语。 我只能去被强行指定的工作单位。 经过热心的苏联工人们的反复解说，我好不容易才写了稿子。 经过编辑加工，以俄罗斯人的名字为笔名，首次采访的“成果”登在了报纸上。 但是我这部《处女作》引起了单位部分工人的反感。 原因很简单，俄语水平低，专业知识低的年轻人，为什么能写出这么有品质，而且批判性的稿子呢？
戈尔巴乔夫在苏联统治时代曾采访过当时苏联科学院的世界经济和国际关系研究所的所长普里马科夫。 几年后，叶利钦政权时代，他成为外交部长。 有一次，国际文通通讯社委托记者招待会，事先让该公司副社长在记者招待会结束后，请我单独见面，回答有关香港回归的几个问题，这位同事愉快地答应了我的委托。 会议结束后，主人邀请外相吃午饭，我朋友让我在屋外等。 我为希望伤心地等了一个半小时，没想到客人出来后，副社长暗暗地不同意我的单独采访，说我只好失望地回去了。 采访是人们所要求的，特别是采访政界要人的话，委婉的拒绝是不可避免的。 记者需要有不怕钉子的觉悟。 关于采访的成果，需要勤于练习，积累经验，写出有品质的成品。 在这一点上，“只要时间深，铁杵就会成针”，这是依然不变的真理。
一边学习一边做
中国新闻界的前辈粉丝长江曾经对记者说过“必要的东西要不断学习，要学习报道中特别缺乏的东西。” 一般来说，国内记者分工明确，而驻外记者则不然。 因为报道机构派遣的人员有限，所以少的只有一两个人。 有很多人的分部即使有分工，必要时也不能承担政治、外交、经济、军事、文化、体育、科技和教育各领域的报道任务。 记者被称为“杂家”，要成为名副其实的“杂家”，只能遵从范长江的教导，在工作中边学边做。
在莫斯科工作期间，曾经采访过几次重大的国际体育比赛。 例如，1978年8月举行的第八届世界女子排球锦标赛和1981年11月举行的世界体操锦标赛，这些都是中苏关系恶化后，双边交流没有恢复时中国选手参加的重要国际比赛，因此备受瞩目。 当时，这两位运动员已接近国际水平，都有着强烈的政治愿望，希望在苏联体育馆举起五星红旗，演奏中国国歌，增强中国人民的士气。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有责任搞好报道。
要承认根据排球比赛的分数报道各场比赛的结局很简单，介绍战略战术非常困难。 体操运动员的高难度动作令人眼花缭乱，记者为了写出那些精彩的场面需要专业知识。 面对这样的难题，我们必须在比赛前的比赛后与教练、运动员甚至队里的医生商量，努力把稿子写活。
体育报道如此，科技报道更不例外。 1962年7月，采访了在莫斯科召开的第8届国际肿瘤大会，写了题为“探索癌症的神秘”的长篇通信，被《人民日报》采用。 这是我进入记者职位后发表的第一次通讯，也是我一边学习一边做的成果。 它是世界医学界的盛会，来自70个国家的5000人带来了2000多篇学术论文和100多部关于肿瘤的科技记录片，参加的专家对癌症的原因持不同的看法，治疗方法更是千秋。 对我这种外行人，不知道怎么写。 我在会上做了整整一周的“泡沫”，收集了必要的资料，仔细阅读，去找老师，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率领的中国代表团。 着名医学家林巧稚、吴英驰向我介绍了我国专家提供的学术论文内容的要点和价值，并深入阐述了这次大会的意义，耐心地回答了我提出的问题，有可能探讨“癌症的神秘”。 1981年9月，第七届国际高压吸氧医疗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这是国际医疗界的盛会，来自24个国家的500多名医生和专家参加了该大会。 因为没有来自中国的代表，分析整理了在现场采访中得知的情况和收集的文件，边学边工作，写了题为“将来广泛的医疗法——高压氧气运输法”的通信。
四、要开拓进取
1978年回到新华社莫斯科分部时，粉碎了“四国”后，在国际新闻报道领域面临着“混乱”的问题。 众所周知，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左”思潮泛滥，媒体界也受到这种思潮的冲击，新华社特别受到苏联报道的损害。 当时，关于苏联“改修”的原稿由总部编辑部负责，这些原稿大多是“攻一点，不及其他”，还是“随意无限上纲”。 相比之下，莫斯科分部的报道几乎停滞不前。 以1977年为例，全年只发送了在中国苏联大使馆举行的建国纪念日招待会、国庆节招待会、两国贸易会谈结束等有数的短消息。 这种异常的状态，怎么也不能继续下去。
在这种情况下，不遵守旧规矩，只有敢于开拓进取才能走出新的道路。 因此，我们报道了中国人民熟悉的苏联名人去世的消息，写了参观名人故居、介绍名人作家一生的通信等方法，进一步扩大了报道面，取得了“招致混乱”的效果。 这些成功的经验表明，人只要动脑筋，思考方法，抓住时机，不“等待兔子”，大胆探索革新，就能在新闻领域开辟新的道路。
5要勤于采访
1979年12月在斯大林的故乡采访，是我在外记者一生中的亮点。 那一年是斯大林诞辰100周年，他在苏联统治下30年，领导苏联人民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团化，在伟大祖国战争中打败德国法西斯主义，在苏联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他去世后，1956年弗鲁晓夫在苏联第20届代表大会上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在国内外引起了巨大的震动。 借助斯大林诞生一百年的机会，去故乡了解当地人的评价，是一项有趣的采访活动。
《千秋功，人民亲自评价——访问斯大林家乡》是记者通过当地采访，认识斯大林家乡的普通人公正评价有争议的领导人写的。 “人不是圣人，不会犯错误吗？ 更何况“圣贤”也不可避免地会犯错误。 格鲁吉亚人用这个哲理来看待斯大林，用“人”的基准线而不是“神”来评价历史伟人，就有人情味和客观性。 粉碎“四人邦”结束“十年动乱”后，中国人民也面临着如何看待毛泽东一生的问题。 也许这就是访问斯大林故乡的一句话当时受到中国媒体和读者的重视的原因。
采访是驻外记者的主要工作方式，我从采访中享受无限的乐趣，其中非常有益。 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21世纪，计算机进入数千户家庭，文字记者在办公室打开计算机，在网上可以看到世界各地的信息，可以说是“秀才不出门，可以知道天下”。 但是，对于在外记者来说，在使用计算机这种先进工具的同时，绝对不能坐在家里，因此要去采访很多。
六位置现场
在海外成为记者经常遇到突发事件，这是对驻外记者的严峻考验。 政变是常见的突发事件，总是具有“成则为王，败则为寇”的性质。 记者采访的突发事件常常冒生命危险。 另外，判断突发事件的背景、性质、结局、影响也不容易。
戈尔巴乔夫政权时代，苏联发生了政变式的突发事件。 1991年8月19日上午6点05分，苏联电台和电视台突然发表声明，由于戈尔巴乔夫身体健康，无法履行总统的职责，根据苏联宪法第127条，副总统阿纳耶夫将继承苏联总统的职权。 几分钟后，苏联的一部分地区立即出现了6个月的紧急状态的消息。
这一突发事件如重磅炸弹震撼世界。 尽管事件仅仅过了3天，但这是关系到苏联存亡的大事，也是对我们驻外记者的严峻考验(详情请参阅178—190页“8.19事件始末”)。
严格来说，“在采访中工作”包括“在现场”，但是将后者排成一列考虑的话，一个文字记者与摄影记者和电视记者不同，在信息时代“关在家里”也可以写原稿，但是对于名职的文字记者来说，却遭遇了“政变”“紧急状态”“地震”等突发事件。 在现场对状况的理解和判断，是否与原稿的可读性和现场感有关第二，记者的职业被公认为是危险职业的排列，每年在职场牺牲的记者非常多。 其中，摄影记者和电视记者往往比文字记者多。 正因为如此，在外的文字记者也必须被持有照相机的同事们注视着。 面对伤亡的危险，“青山到处埋着忠骨。 为什么马革会埋尸呢”。 的精神，总是面向现场，当场把握第一手资料。
积累资料
积累资料是记者工作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世界科学技术向IT时代发展的今天，只要在网上查阅，资料似乎就已经到手，不必致力于收集和积累。 但是，对于工作精湛的在外记者来说，不仅需要电脑的帮助，还需要自己积累资料。
回顾过去，我在中学时代养成了剪报的习惯，到报纸单位后剪报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第一次在莫斯科分部工作的时候，我可以利用空的信用卡盒和苏联政界人物制作机关卡，大家写稿子的时候查一下。 多年来，我一直不累积资料，受益匪浅。
经验表明，资料不仅能提供背景资料，系统的完整资料也有助于综述和分析文章的写作。 更重要的是，在外记者调查研究在留国情况时，资料可以作为基础材料使用。 无论是在信息时代的今天，网络还是纸张，个人的“小数据库”都是不可或缺的。
八、交朋友
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在外靠朋友”。 记者应善于与各行各业的人交往，但对于在外记者来说，如果可能的话，每个人都应该成为宣传名人。
布列日涅夫政权时期是中苏关系最冷淡的时期，中国驻苏联记者的工作环境特别差。 由于工作的必要性，我们必须和驻莫斯科的外国同行和外交官广泛相遇，相互交换信息。 如果交往的时间变长，相互之间的信赖和理解就会增加，有时也可以不用打电话预约就能访问。 在留国发生有新闻价值的重大事件时，对方会亲自打电话通知。 八十年代初，我和路透社驻莫斯科记者交了朋友，后来回到北京，他约好时间来中国访问，谈话很愉快。 日本时事社记者中泽孝之先生在莫斯科任期结束回国后，调任大学客座教授，每次访问莫斯科都与我见面。
戈尔巴乔夫政权时代，苏联逐渐开放，中国记者的相遇环境发生了变化。 久别重逢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同学，大家珍惜青年时期建立的同窗友谊。 有些同学在新闻部担任要职，每当我在工作上需要帮助，他们都可以大力帮助。 老朋友是的，新朋友也不例外。 报社是苏联专业公司的对外宣传功能的通讯社，我曾与该公司的负责人成为朋友，帮助有影响力的人进行采访，访问乌克兰等，得到过业务上的援助。
叶利钦时期俄罗斯社会问题很多。 在莫斯科市中心遭到通人袭击，钱没有丢失，记者证和驾照被偷了。 俄罗斯外交部新闻司的朋友第二天把记者证发给了我。 但是，重新发行执照很麻烦，有关部门几个月都没有办理手续。 另外，俄罗斯的朋友向我伸出援助之手，通过他们的“关系”解决了我的难题。
九项调查研究
调查研究是记者的基本工作。 平时没有调查研究，没有积累大量资料的话，就很难把握动向，内容详细，观点明确，写可读性高的原稿。 作为驻外记者，如果不熟悉驻扎在国家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等各领域的状况，就不能从时时刻刻变化的复杂现象把握动向，很好地进行报道。
在戈尔巴乔夫政权期间，苏联经历了急剧变化，国内政治、经济、民族危机突出，世界的视线集中在这个国家，当然中国也不例外。 作为分部的最高记者深感责任重大，思想上有必要把调查研究放在第一位。 我们收集资料，积极采访，广泛友好，认真思考等手段，切实把握苏联的动向，使报道不偏不倚。
形势极其复杂地纠缠在一起，认真思考很重要。 “公开性”和“报道自由”提供了很多信息，令人眼花缭乱。 面对这种情况，记者要客观分析各种事件，避免个人喜好而不是理性。 特别是为此，不应受彼此思潮的左右。 每年年末编辑部组织的年末特辑稿，要总结分析一年来苏联发生的事件，预测发展趋势。 这类稿件必须掌握全面资料，抓住事件的本质，认真思考才能写出来。 另外，日常调查的不断积累和捕捉到的新动向如何有机地结合起来，也是记者必须掌握的艺术。
要重视十点时效
从名字上可以看出，新闻是社会上最近发生的新事物，重点放在“新”这个字上，所以新闻的时效是非常重要的。 驻外记者多在国外，驻外和编辑部存在时差问题，新闻记者需要在编辑部剪稿前发稿，第二天看报纸。 另外，由于通讯社的驻外记者与其他国家的同行，特别是与世界性的通讯社竞争的尖锐问题，重要的新闻必须争分夺秒，不能迟到。
以1990年12月召开的苏联第四次人民代表大会为例，12月20日，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会议上发言时，意外宣布辞职的事连戈尔巴乔夫总统都不知道。 突然的消息震惊了那里的苏联和外国记者，离开会场抢夺了情报。 当时我在现场采访，一听到新闻，就从三楼气喘吁吁地跑到地下室的电话室，在西方记者面前寄快件。 本社国际部迅速肯定该稿件的时效，工作条件最好的塔斯通信社(该通信社在会场大楼设有专用办公室，编辑部有直通电话和可直接投递稿件的通信设备)发出的快递仅延迟了4分钟。 类似的例子列举了很多。
“勤”和“思”是有能力的在外记者必备的素质
手勤、腿勤、目勤、耳勤、口勤、脑勤——这种“六勤”是有名的在外记者必不可少的素质。 要标准地实现上述“十要”的内容，“眼睛看周围，耳朵听周围，提出很多问题，经常出门采访，总要动脑筋思考。 因此，“六勤”和“十要”是有机结合的整体，贯彻在外记者工作的各个方面。 的双曲馀弦值。
在小学语文课上，老师还记得我们唐宋八先生一个人教我们韩愈的名文，行为会变成思考，会被破坏。 ”之后，这句话成了我从事新闻工作的行为准则。 总结在外记者的工作经验时，深切感受到韩越的这篇名文也会成为记者伙伴们的座右铭。 无论做什么工作都要成功，“勤奋”和“善于思考”是必不可少的。 对驻外记者来说，这一普遍生活规律尤为重要。
以上内容摘自《岁月有痕迹——苏联对俄罗斯的亲历》。
ISBN:978-7-01-016572-1，唐修哲孙润玉着，16开软精装
人民出版社于2016年12月出版，价格58.00元
编辑引用:
本书通过中国新闻记者的独特视角，记录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变迁。 作者在莫斯科学习了20年，一直在工作。 亲身经历了富尔乔夫、布雷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叶利钦4个时期。 特别是作为新华社莫斯科分部的社长、首席记者，我们看到了该国发展过程中的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以及20世纪末苏联解体前后发生的变质。 本书涉及苏联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社会、科技、体育等多个领域，具有广泛的知识性和高可读性。
内容摘要:
本书的内容分为六个部分:赫鲁晓夫时期、布列季涅夫时期、安德鲁波夫和切尔嫩科时期、戈尔巴乔夫时期、叶利钦时期和友谊常青。
第一部分重点介绍了苏联第20次和第22次代表大会上斯大林个人崇拜在苏联引起的震动、中苏关系恶化、毛泽东访问苏联与留学生会面的情况。 第二部分记录了“文革”后中国关于苏联的新闻报道客观公正转向的艰难历史，中国女排和中国体操队在莫斯科参加国际比赛对中苏关系复苏的影响，苏联领导人布莱吉涅夫和柯西金病夫统治国家的小故事。 第三部分是暂时的“过渡阶段”，安德烈报派他的“顾问”鲍文访华是一则鲜为人知的内部新闻，鲍文的这一行为对中苏关系正常化具有重要意义。 第四部分主要描述戈尔巴乔夫改革和苏东激变情况。 第五部分介绍了苏联解体后作者游历古地时所见到的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的变化，描述了俄罗斯回归社会期间作者观察到的社会百态。 第六部分，通过一些最令人难忘的事例，记录了笔者半个世纪以来所感受到的苏联人民对中国人民的真挚而感动的友谊。 在中俄关系实现历史性跨越的今天，这些都是中俄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的有力证据。
作者简介:
唐修哲，男，1933年9月出生于江苏镇江，旧新华社高级记者。 1952年至1953年复旦大学新闻系一年级辍学，1953年至1954年北京俄罗斯留学于苏联预备班学习。 1954年至1959年苏联莫斯科大学新闻系学习。 毕业回国后，在新华通讯社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和翻译。 在此期间，他曾于1961年至1963年、1978年至1982年、1986年至1991年在莫斯科分部担任翻译、记者和首席记者。 1992年成立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拟出任主任。 1993年底退休。 1995年5月至1998年2月在莫斯科担任过《光明日报》和上海《解放日报》特约记者3年。 1998年回国后，担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副所长和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担任前苏联东欧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友联会、北京市共运史学会、全国译者协会理事和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特待研究员。 1991年被评为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 享受国务院的特别津贴。 1999年俄罗斯中国友好协会颁发的“俄罗斯中友谊纪念奖牌”。
孙润玉，女，1936年10月出生于江苏南京。 前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研究员。 1956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外文系。 1956年大学毕业后，在兵器工业部被翻译成苏联的专家。 1965年由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负责苏联和俄罗斯的研究。 1978年至1982年和1986年至1991年在新华社莫斯科分部担任编辑。 1995年至1998年担任《光明日报》莫斯科记者局的首席记者。 退休后被聘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欧亚社会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与唐修哲共同撰写的着作有《苏联的见闻》《克里姆林宫易主纪实》和《岁月有痕迹》。 合译的着作有“全苏老总统治人”“报纸的一生”“改革的秘密动因”“克里姆林宫医院的秘密”和“贫困的资本主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