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开放”始于1978年，但实际上，新中国一直是“对外开放”的国家，毛主席在抗战时期已经指明了这一发展方向。
1944年8月，抗战未结束时，毛主席开始策划“战后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问题。 他对美国驻华外交官谢伟思说:“中国战后最紧急的是经济发展，但是独立经济发展需要的资本主义基础不足……美国不仅是援助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合适的国家，也是唯一能够充分参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国家。”
不久，毛主席对瑞士记者波斯哈尔特说:“在建设外国资本，特别是交通运输和工业方面是不错的。 但是，以前租赁界林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今后谁想在中国做生意，谁也不能忘记。 双方，只有在中国人和外国人满意的基础上才能做到。”
由此，毛主席在建国前主张“对外开放”，并将其作为新中国成立后的“基本国策”。
建国后第二年，中国与苏联、波兰、捷克、朝鲜、东德、匈牙利等国家建立了政府间贸易关系，1951年我国进出口总额达到19.6亿美元，比1950元增加了73%。
在此基础上，我们利用西方资本主义内部矛盾和西方某些商人对生意的渴望，以香港为基地，以灵活多样的方式，与西方等资本主义国家开展了民间小额贸易。 截止到1952年底，我国与英国、荷兰、法国、西德、日本等国家的业者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和协议合同，合计达到了2亿美元以上。
由于香港的原因毛主席非常重视与英国的发展关系。 1954年8月，他会见了以爱德华为团长的英国劳动党代表团，他说:“我们走两条路，做朋友吧。 不仅在经济上合作，在政治上也会合作”。
同年10月，在会见印度总理尼赫鲁时，毛主席再次强调了同样的原则。 “两国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但两个政党和两个国家能够完全合作。 丘吉尔好的话，我们可以和他合作。 ’他说
此外，在争取法国、日本方面毛主席也做了很多努力。 为了争取法国，1961年2月8日毛主席在杭州会见了法国参议员、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密歇根。 “墙上有各种各样的墙壁，有意识形态的墙壁，有社会制度的墙壁，有外交关系的墙壁，也有经济关系的墙壁，这是暂时的现象。 人民终究要拆墙。 ......中法之间虽然还没有邦交，但人民的交往和贸易的交往还是可能的。”
多亏毛主席们的合作，法国在西方国家首次承认我国，建立外交关系，打破美帝国主义对我国的封锁局面是有意义的。
另外，为了打开中日两国相互关闭的大门，毛主席还将竭尽全力全面开展工作，最初提出“民间先行，民间促进官”的方针。 也就是说，通过广泛的民间贸易交流，逐步增进两国人民的理解和友谊。 因此，建国初期毛主席会见的外国人中，日本批量人数最多。
为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作出了巨大贡献的日本人浅沼稻次朗、铃木一雄、西园寺公一、冈崎嘉平太等，在毛主席的亲自会见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
年后，在1971年的第26次联合国大会上，中国得到世界许多国家、英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西方国家的支持，恢复在中国联合大会上的合法席位，不能说是毛主席的外交政策的原因。
特别是随着中美关系的缓和和中日两国建立邦交，世界上出现了同中国建交的热情。 截至1979年，世界上与我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的国家已经达到110多个，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
许多人说，没有毛主席的对外政策，今天的改革开放是不可能的。 这话一点儿也不假。 资料来源:历史旅馆20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