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外交》月刊9月10日发表了安德鲁·巴切维奇的报道，以“结束不断的战争:实用的军事战略”为题，摘录如下
自从乔治华盛顿总统在他的告别演说中警告不要纠缠外国事务以后，国家安全说在指导美国的治国上发挥了多次重要的作用。 一些例子展示了未来行动的方向、意图和优先级。 例如1947年与杜鲁门同名的学说，帮助了美国成为容易受共产主义影响的国家。 1980年的吉米·卡特学说将波斯湾定为美国重要的国家安全利益，将该地区列入值得在华盛顿战斗的地区名单，开始美国中东政策的军事化。 2002年的布什学说也属于这一范畴。
在其他例子中，学说意味着阻止被证明有害的倾向。 尼克松总统在1969年默许了越南战争对总统行动自由的限制，警告亚洲联合国降低对美国援助的期待。 从此，华盛顿可以提供武器和建议，但军队不提供。 1984年，里根的卡斯珀温伯格国防部长明确了海外介入的严格规定。 尼克松和温伯格都试图阻止美国介入不必要而无法获胜的战争。
今天，美国需要兼具这两个作用的学说。 至少，新的国家安全说要整理和扩张奥巴马总统称赞的“不要做傻事”格言。 此外，必须确立指导使用武力的标准，明确美国和联合国各自的责任。
当然，这样的标准并非随时随地适用。 人们不应该期待这一点。 《圣经》中的十诫和山上的垂训，虽然并没有涵盖所有可以想象的情况，但仍然是人类行动的有益指南。 招致愚蠢事件的原因是缺乏恰当的指导原则，正如近年来证明美国军事力量继续被不正当使用一样。
新的美国安全说法应当包括以武力作为最后手段，在进行战争时运用美国国民的关心和精力，在有能力为自己提供安全保障的美国联合国实现自卫的基本条件。 (编译/曹卫)
资料图: 1969年7月30日，尼克松总统前往越南慰问美军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