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来源:微信公众编号《中国青年报》
施一公、世界着名构造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院士、美国科学院、美国人文与科学院外籍院士。 1998—2008年赴普林斯顿大学任职，现任清华大学生命学院院长、科技部蛋白质重大科研计划主任科学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创新研究组学术组长、国家“千人计划”专家联谊会会长。 今天，施一公院士对自己的学术经验的回忆和对优秀学生的什么样的质量的理解，与读者共同分享对科研的体验。
1967年，我出生在河南省郑州市。 2岁的时候，和父母一起全家搬到河南中南部驻马店市的偏僻村庄。 在村子里生活了三年后，我们搬到了附近的城镇。 1978年，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第一次见到了来自新西兰的外国游客。 全镇都举行了特别的表演，热烈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 在驻马店市度过了11年难忘的时光。 1985年，我进清华大学学生物学，4年后获得学士学位。 1990年春天，在上海虹桥机场与母亲、姐姐和祖父母告别，在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分子生物学，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度过了5年。 在那里，我不仅沉迷于最先进的科学研究，还欣赏奥利奥棒球比赛和切萨皮克湾的蓝色螃蟹。 1996年，我开始了人生的另一个旅程。 我去了位于纽约的斯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开始了博士课程的研究生活。 因此，我在生物物理学领域接受了更多的训练，特别是学习了利用x射线结晶学分析蛋白质结构的方法。 从小，在我心中，“学术”一词与美丽的小镇普林斯顿相连——爱因斯坦在那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22年，没想到有一天他会成为普林斯顿大学的终身教授。
1998年博士后训练结束后，成为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副教授，很快晋升，成为分子生物学系创立以来最年轻的全职教授——梦想成真！ 关于程序性细胞死亡的研究给了我很多荣誉。 我的家人和我一起享受着在“花园之州”新泽西的生活。 我的“美国梦”似乎实现了。 但是，在我心中，总是有声音。 1992年以来，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发展，变化日新月异！ 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我不想成为大洋彼岸的旁观者，我想成为祖国发展的积极参与者！ 我在中国接受了从好的初级到本科的教育，我的成功支持了我的人们——乡下的伙伴、献身的恩师、互相关心的邻居、亲爱的父母和曾经在各种情况下帮助我的人们，我希望报答他们。 心灵的呼吁是在2008年初，我全职回到清华大学，辞去了在普林斯顿大学的一生教职。 我的行为震惊了美国和中国的同事。 在河南对年迈的母亲说:你儿子回来了！ 我百岁的祖父寄给我一封手写的四页长信，表达了他对我决定回国的赞赏和喜悦。
过去六年半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作为清华教授，我作为一名竭尽全力教导本科学生如何进行批判性思维的科学家，我与博士生一起致力于结构生物学的最前沿研究，作为生命科学学院的院长， 作为招聘80多位优秀青年学者来清华开创他们独立学术生涯的“海归”，我引进了基于生涯制度的人才引进和评价体系，作为推进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政府顾问，我起草了一千位计划草案，协助吸引优秀海外优秀学者。 我的个人经验也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缩影。 对我们来说，1979年1月中美正式建立外交关系开辟了一个新时代。 从那以后，越来越多的中国大陆学生和学者去美国，寻求接受教育和研究的机会。
迄今为止，已有300多万中国学生在西方学习，成为历史上最大的留学浪潮。 这个浪潮对中国乃至全世界都有很大的影响。 其中一百多万留学生已经回国了。 我曾经是300万留学生之一，现在是回国集团的一员。 1847年，首次赴美留学生抵达美国东岸，在美国耶鲁大学学习，1854年获得学士学位。 1872年，他第一次帮助30个中国孩子在美国学习。 宽容可以说是现代中国留学生的父亲。 容闷有一个梦想——他希望中国和她的人民和平崛起、繁荣。 遗憾的是，他生前看不到实现这个梦想的希望之光。 幸运的是，他的梦想被下一代中国人所继承。 我有着和容闷同样的梦想，我为了这个梦想去了美国，又为了这个梦想回到了祖国。 与容闷不同的是看到这个梦想变成现实。
在这里，我想谈谈优秀学生应具备的质量。
第一是时间支付。 “施教老师，曾经被老师和同学说，成功不仅要靠努力，还要靠运气，运气才是最重要的”。 我不赞成这个想法。 运气是由你的努力完全创造出来的。 那个并不是从你的努力中独立出来的。 我完全没有想到“天上掉馅饼”。 你们中可能有很多人觉得现在做科学研究很麻烦。 现在，我想举个例子。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前身是生物系)第一系主任，我们称他蒲慕明。 他是非常优秀的学者，2001年前后登上了美国媒体的头条新闻。 他给实验室的所有学生发了邮件。 信中写着“要自己尽最大努力去工作”。 这封邮件一周转发2万多次上网。
像老蒲这样优秀的学者，从1990年到1992年的两年间在头条期刊《自然》中发表过9篇文章，这是非常不可思议的。 他对实验室的学生们说:“成功的人，要成为成功的科学家，每周至少要工作60小时。” 这样计算，每天工作8小时以上。 这8小时，绝不包括业馀时间，完全集中精力研究。 如果你的专业是生物科学的话，就像双脚麻木，加铅一样，像这样努力学习，成功。 因此，我认为时间的支付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在座的各位觉得“可以拦截捷径”，就不用花时间，不用付出代价。 我个人认为你错了。 今天的科学领域没有这样的捷径，你一定要大功告成。 我的博士生导师尼古拉·帕拉瓦蒂奇( Nikola Pavletich )只比我大一岁半，年轻，是美国科学院院士，他曾在《自然》和《科学》发表过30篇论文，他的工作可以写两本教科书。
在这里，方法论中最重要的是，不要轻易接受别人说的话，要自己思考，而且要有批判性思考( critical thinking )。 我想举一个“极端”的例子。
我在麻省理工学院面试博士时，尼古拉斯的领导人(也是美国科学院院士)记得，尼古拉斯非常聪明，他能精读26种科学期刊，知识丰富，能力非常强。 我听了吓了一跳。 我自己也读文章，但是读了两三本期刊之后没有时间研究，所以读文章会花费时间，互相关心。 一个人怎么这么坚强，做这么好的研究，读这么多文章，我想什么都知道。 我想这也是我去他的实验室读博士课程的原因。 有一天，我看到《自然》中有一篇精彩的文章，它讲述了结构生物学领域的重大发现。 我想把它仔细读一遍，证明自己读得很好。 这个成果发表一周后，我拿着报道去办公室找尼古拉斯。 “尼古拉斯，这篇文章写得很漂亮，我想和你讨论。 ’”我说。
“这个……”他看着我尴尬地笑了笑。 “一公，对不起，这篇文章我还没看呢。”这恐怕他最近很忙，我觉得很遗憾。
又过了一两个月，我又看了一篇好文章，我又花了几个小时精读，并且读得很好。 我再敲尼古拉斯的门。 我认为这对我很有用。 我希望我的领导人知道，我将来会努力成为独立的科学家，也有自己的实验室，和他一样优秀。 “尼古拉斯，这篇文章发表了两个星期，做得很漂亮。 我觉得有东西可以学，和你商量一下好吗？。 ’尼古拉斯再次尴尬地笑了笑，“还没读呢。 ’他说
那个时候我突然着急了。 “尼古拉斯，你不会读文章吗？ ’我说。
他看着我，笑着说:“一公，你知道为什么吗？ 世界上最难复制的是时间。 我的时间有限，我实在没有时间读这篇文章。 ”在这一点上给我很大的感动，使我明白在各个领域和课题阶段都有不同的要求，在他当时的阶段，他当然没有时间读这样的文章。 他是一位卓越的科学家( brilliantcontist )，必须以更高的水平去做更有创意的事情，而不是传统的说法“必须怎么做”。 让我再举一个例子。 有一次，我们在尼古拉斯教授的实验室做生物学实验。 实验内容试图提取蛋白质的蛋白质，但整两天都没有得到。 我不知道哪里有问题，很失望。 “结果怎么样？ ’尼古拉斯过来问我。
“对不起，我还没有得到任何结果。 “但是不要担心，全力寻找问题在哪里，找到原因后再做。”一公，为什么要找到实验不成功的理由呢？ ’尼古拉斯问我。
听了惊讶的时候，他说:“尼古拉斯，如果不知道失败的原因的话，怎么能继续工作呢？” 尼古拉斯的回答非常清爽。 “再好好干一次，就会成功”。
一个生物学的大实验，两三天的实验有几十个步骤。 一步一步地做，至少需要半个月才能确定哪一步出了问题。 尼古拉斯说“再做一次”，可能是实验中酶的失误或其他原因，再做一次的话成功性很高。 后来的结果确实证明了如此。 我明白了做科学研究不是找不到原因就不能进步，而是要根据情况来决定。 如果一个问题让你烦恼了很多年，不发现问题的话课题就进不去的话，确实需要继续努力，但是如果是技术上的错误的话，就不需要花时间去找原因了。 这是他给了我第二个启发。 让我举第三个例子。 我认为这与方法论和批判性思维有关。
在这里的本科生学生，在高中阶段以学习知识为主，对我们来说，那时一次三次都没有特别重视思考能力训练。 但是，进入大学后，从获取知识到创造知识，必须开始有意识的转变。 取得硕士学位或博士学位，可以创造知识。
本科阶段的课程是前人工作几十年总结的经验，可以想象50分钟就结束了。 但是，在读博士学位之前，五六年的科学研究工作可能还很难成为教科书的一句话。 这是其中的困难和困难，成长和转变很不一样。 大学开始的时候需要早点改变想法。 这就是方法论的转变。
现在很多中国人喜欢和师父、科学家在一起，有机会一定和他们说话是对的，在这个阶段一定要这样做。 但是有一件事引起了我的想法。 你还记得199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菲利普吗？ 夏普？ 夏普)我想来讲座，见尼古拉斯谈谈。 我知道他开讲座的那天尼古拉斯在。 因为上午我们讨论了一起写文章的方法。 但是尼古拉斯对秘书说:“对不起，请夏普告诉我那天的事。 谢谢你。 还有机会再见面”。 夏普来讲座的那天，尼古拉斯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上午和我谈话，下午专心研究自己的机制。 我觉得有这种能力的人很少。 我觉得这很奇怪。 这个例子不是让同学们模仿，只是想让他们考虑时间的取舍、方法论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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